高中小論文範文作文

篇一：析漢族傳統服飾中所體現的中華文化內涵

田源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這一名字，即是由此得來。其中的“服章之美”，便是指古老的漢族傳統服飾——漢服。漢服的服章之美，作爲中華民族的標誌之一，不僅是舒適與美觀的統一，而且也折射出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內涵。

漢服中蘊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與儒家文化相連相通，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的世界觀。對於漢服最普遍、最基本的款式“上衣下裳”，古人如是解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上衣蓋住下裳，如同天蓋地，乾蓋坤。同時，上衣用布四幅，象徵一年有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寓意一年有十二個月份。古人以此來表達順應天地四時，休養生息的理念。再比如“雲肩”，它是婦女的一種日常飾物，穿戴時圍在肩頭，外觀雍容、賞心悅目，打開後整體造型卻是外圓內方的形狀，恰好照應了我國古代“天圓地方”的天地觀。還有，漢服“交領右衽”的基本特徵也與陰陽觀念相符。漢服的右衽爲陽，左衽爲陰，所以穿着時應右蓋左，陽蓋陰。而死者的衣服恰與此相反。漢服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與天地相呼相應，從而爲服飾平添了一份恢弘灑脫，包容萬物的氣概。

漢服的種種細節也蘊含了人們對於美好人格的追求。漢服的背後有一道從頭貫穿到尾的中縫。無論何時，穿戴漢服都必須把中縫擺正擺直——這象徵着爲人中正，品行端莊。比如深衣，它是一種把上衣下裳連爲一體的服飾。它在春秋時出現，在後世逐漸成爲儒生的專屬。深衣的寓意內涵則更爲深刻，《禮記》中說它“應規、矩、繩、權、衡”。深衣袖口如規，象徵舉手合規；領方如矩，象徵品行方正；背縫如繩，象徵剛直不阿；下襬似權，象徵進退權衡。一件衣服，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可以習文，可以練武。漢服所體現的內涵博遠廣大，可見一斑。

玉佩作爲穿漢服必不可少的配飾，也成爲了國人眼中集美德品質於一身的祥瑞之物。《論語》說：“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把隨身攜帶玉佩作爲對君子的要求，足可見古人對於美玉的看重。《五經通義》又賦予了玉五種美好的德行：“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慾墜，有似於禮。”儒家的五種美德“仁、義、禮、智、信”在美玉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君子佩玉，倒不如說玉即君子。除了君子與玉形影不離外，普通人也常借玉表白情感與生活。他們借雜佩以示恩愛，託瓊玖以表真心，喻英才爲圭璧，視神女爲華琚。玉佩可以飾物，可以養德，可以潤物，可以喻情。可以說，玉佩之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與情感，是中華文化的燦爛長河中一枚絢爛耀眼的瑰寶。

服飾在表面上看是淺顯而隨意的，但是在實際上，它卻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可以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思想狀況和精神面貌。今天，我們體味和感受漢服深厚的內涵底蘊，不僅是在回溯古老的中華文明，更是在以一種別樣的方式與我們的祖先交流。知以藏往，鑑以開來。繼承才能發展，回顧然後創新。我們只有繼承漢服所體現的內涵傳統，在中華的優秀文化中汲取養料，才能在西方文化不斷衝擊的浪潮中保有民族特色，使中華民族以“傳統”而又“嶄新”的面貌闊步向前。

篇二：固本守源兼收幷蓄——美經濟歷程於我國現代化建設之啓示

及雲霄

美國作爲現代歷史上政治經濟的第一超級大國，其經濟發展歷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充分反映了其社會制度對於經濟建設的積極意義及其固有的侷限性。因而掌握其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內在機制，總結其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戰後，世界局勢整體緩和，經濟態勢總體上穩中向好。美國成功抓住這一契機，大力發展經濟。廣泛應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先進成果，同時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旨在充分利用其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的市場經濟活力，通過利益槓桿調動生產經營者積極性，進而刺激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成效顯著，美國經濟一時呈現出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但美政府在推行自由放任主義的同時，對市場經濟自身的調節能力過分信任，忽略了單一市場經濟體制下或者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社會的固有弊端，即各市場主體的盲目生產、無序競爭以及隨之不斷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最終積重難返，一場以金融市場崩潰爲先導的經濟危機在美國爆發，進而迅速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其間，生產衰退，工農業總產值大幅下降，失業人數急劇攀升，民衆基本生活難以維持，間或還有壟斷企業爲緩解生產過剩、產品滯銷的壓力，大量銷燬產品以維持商品價格。資本主義制度下單一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等特有的侷限性在這場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暴露無遺。

由美國這一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起落中，我們不難發現包括美國、西歐各國在內的單一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共性。即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於民衆的消費熱情，依靠利益槓桿和價值規律由市場主體自行調節生產要素，政府對宏觀經濟少有調控甚至自由放任。在這種發展模式下，短期內能夠迎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市場活力的充分激發。但政府對國民經濟缺乏必要而有力的調控手段，資本在經濟生活中佔統治地位，其盲目的趨利性最終會引發由供求關係失衡導致的週期性經濟危機。

此外，長遠來看，社會財富大量掌握在壟斷資產階級手中不可避免的會制約國家對資源的配置能力，使得經濟發展成果更多的成爲少數羣體的的私利而非充分作用於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這一現象在當今國際社會依然屢見不鮮，具體體現爲一些經濟繁榮甚至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面對同某些經濟相對落後但決策機關對資源的可調動率高、社會凝聚力強的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時，表現無力甚至陷入被動。

可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能夠降低社會運行成本，提高體制運行效率並顯著增強創新能力的同時，自身難以依靠單一市場調節以達到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所以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們要深入學習美在柯立芝時期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經濟繁榮的案例，接受市場經濟機制，轉變單一的計劃管理，解放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從而清醒認識到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計劃體制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同時，還要深刻的意識到，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已然決定其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歷史侷限性。

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要平衡兼顧兩個方面。

一是要“採歐美市場之所長”。即現階段和今後一段時間堅持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毫不動搖得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廣泛調動各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進而達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

二是要“去資本專利之所短”。即堅持黨的先進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最大限度的發揮我國特有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廣泛調配資源，發揮國家凝聚力的優越性。進而實現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有機結合。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迸發出巨大的活力，擁有無限美好的發展前景。

篇三：二戰中中華民族大國擔當的表現

白昊汶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證實了中國政府有關中日戰爭與世界戰爭具有相聯關係的預言，也將中日戰爭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緊密地聯爲一體。此後，中國活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舞臺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起一個大國的責任。擇要而言，中國在如下幾個方面的積極作爲令人矚目：

第一，兩度遣師境外作戰。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倡導建立反對軸心國的軍事同盟，實施共同作戰。不久，蔣介石就任盟國方面的中國戰區統帥，擁有指揮中國、泰國和印度支那境內一切盟軍行動的權力。爲協防緬甸，中國派出精銳部隊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入緬作戰。儘管中國戰場也急需重兵，但中國以反法西斯戰爭全局爲重，將盟國共同的戰事視爲自己的戰事。

緬甸防守戰中，中國遠征軍雖英勇作戰，但由於中英之間缺少戰略配合，戰鬥以盟軍的失敗而告終。緬戰失敗後，部分中國軍隊退往印度，在那裏經過重新整訓和擴充，組建了中國駐印軍。從1943年年末開始，以中國駐印軍爲主體，盟軍發起了緬北反攻戰。這是盟軍在亞洲大陸的最早反攻。這一作戰取得重大勝利，爲1945年春緬北地區的收復打下了基礎。緬甸一戰無論是在中國抗戰史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都留下了獨特的一頁。

第二，中國戰場爲亞太地區盟軍空軍對日作戰提供了後勤基地的支援。1942年4月，美軍16架重型轟炸機從太平洋美國航空母艦上起飛，首次對日本東京等重要城市進行戰略轟炸，返航後在中國浙江省衢州空軍機場降落，中國因此遭到日軍的大規模報復。日軍發起浙贛作戰，破壞衢州、麗水、玉山等機場，並殺害我官兵和民衆25萬人。此後，特別是1943年與1944年中國戰場反攻期間，中國又先後爲美國第14航空隊等盟軍空軍，提供了成都、梁山、昆明等機場，以便轟炸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和遠在臺灣、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戰略要點，直接支援了美軍在太平洋的對日作戰。

第三，努力調解英印矛盾。中國對英印事務的介入則更爲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國際意識的增強。1942年2月，蔣介石一行訪問印度，勸說處於尖銳對立中的印英當局與印度國大黨爲戰爭大局作出妥協。這一出訪本身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走出國門，並參與他國事務的調解。中方希望印英當局允許印度取得自治領地位，並保證其戰後獨立，希望國大黨暫緩提出立即獨立要求，放棄不合作政策。由於英印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蔣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開羅會議時，中方再次提議“中、美、英、蘇聯合發表宣言，保證印度於戰後立即獲得自治領地位，並於戰後若干年內獲得獨立”，旗幟鮮明地表明瞭反對殖民主義在戰後亞洲繼續存在的立場。

第四，中國戰場還爲蘇美等盟國提供了軍事戰略情報的支援。蘇聯一直派軍事情報組常駐延安，收集情報。當中共中央從截獲的日軍電報中獲悉納粹德國將於1941年6月21日進攻蘇聯時，立即將這一情報轉告在延安的蘇聯軍事情報組。中共還允許美軍在八路軍晉綏、太行等根據地和新四軍第5師駐區設置電臺，並向美軍提供日軍情報和氣象資料。在華南，美軍第14航空隊與華南遊擊隊東江縱隊合作，建立了情報、通訊、氣象等方面的聯繫。

第五，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創建。在戰爭中，中國政府便有了關於建立戰後國際組織問題的考慮，中國方面的這一構想與其他盟國不謀而合，它最終被融入聯合國憲章之中，成爲聯合國安全架構的一項核心內容。

而在和平年代，中國依然在積極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幫助維護戰亂國家的和平。在滄州，也有一批人蔘加維和活動，像滄州第一位維和警察葛建軍、榮獲聯合國授予的“聯合國維和勳章”的齊立偉，還有王蘇和於培傑。

所以，無論現在還是過去，中國一直在以大國身份維護世界和平，在維護世界和平中都發揮重要作用。

篇四：淺析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得失

陳政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此後，日本以欺詐手段誘使清軍入朝，以此爲藉口，大量派兵入朝。並於當年的八月份，挑起甲午中日戰爭。此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已經是七十一的高齡。

不到一年，甲午中日戰爭以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中國慘敗告終。李鴻章也在此時前往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也是在《馬關條約》簽訂完後，李鴻章徹底地揹負起“賣國賊”的名號。在今天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裏，各個版本對於李鴻章的評價都是貶大於褒，但無法否認的是李鴻章在這場改變兩國國運的戰爭中的卻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是非功過着實令人難以評價。

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期，李鴻章可謂是堅決的求和派。彼時，清軍已經和日本軍隊處於對峙狀態，中國和日本的社會輿論都在宣揚要與對方決一死戰。在這個緊要關頭，李鴻章卻向光緒帝建議採用和談的辦法解決這一事件，因爲李鴻章心裏清楚清軍的綜合戰鬥力和其所配備武器的先進水平與日本軍隊相比是處於怎樣的地位。然而，當時光緒帝剛剛親政不久，再加之由於慈禧太后從小對光緒帝近乎變態似的帝王教育，光緒帝的性格較爲怪異，脾氣也較爲暴躁。且翁同龢對光緒帝的愛國教育，使得光緒帝直接無視了李鴻章的這一建議。倘若當初光緒帝聽從了李鴻章的“求和”意見，可能也不會讓日本和西方列強清楚地認識到大清朝已經衰落到如此地步，可能也不會有後來的“瓜分中國”，也不會有臺灣的淪陷。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最令無數人痛恨的應該是李鴻章的“避戰保船”的策略。在甲午中日戰爭第一階段中的黃海海戰中，北洋水師的損失並不算慘重，鄧世昌的致遠艦和林永升的經遠艦雖然被炮毀沉沒，但北洋水師的主力定遠艦和鎮遠艦尚在，足以與日本艦隊匹敵。而李鴻章在此時卻發佈了一道“避戰保船”命令，導致北洋水師的軍艦全部退縮到威海衛港內，拒不迎擊日本軍隊。後來，隨着日本軍隊對威海衛港的水陸雙重夾擊之下，北洋艦隊在威海衛港內全軍覆滅，海軍提督丁汝昌和定遠艦管帶劉步蟾雙雙自殺。李鴻章實行“避戰保船”的原因無非是想保證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與權勢。在當時，北洋水師可謂是李鴻章的“臉面”，北洋水師受到打擊就等同於李鴻章受到打擊，處於官場中的李鴻章自然明白這件事。且當時由於清廷的嚴重腐敗，北洋艦隊的軍餉常常虧空，沒有資金去購買槍支彈藥，再加之清軍士兵無視軍紀，大量吸食鴉片，導致北洋艦隊的實力大減。由此可看出，李鴻章能清楚地認識到這場戰爭的結局，並想盡一切辦法維護自身利益。

甲午中日戰爭後，李鴻章前往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儘管出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覆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於回住處的路上遇刺，眼睛受傷，世界一片震驚，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放鬆。李鴻章眼傷稍愈之後，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後人因此對李鴻章高價讚譽，認爲他“一把骨頭一把淚爲清政府省下1億白銀，爲清政府的苟延殘喘做出了極大貢”，而實際上倘若李鴻章沒有過於抓北洋海軍權力與保船避戰政策，清政府對於北洋海軍的經費不至於減少如斯，甲午海戰的結局亦有可能改變，而不是被全殲於渤海灣海港內。也正是因爲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着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縱觀李鴻章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有着中國傳統的官僚地主的劣根性，也有近代維新派的務實、創新、反思的特點。無論他是什麼身份，我們無法否認的是李鴻章這位"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確確實實是愛着這個國家的。他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各種得失可能只是一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不斷掙扎罷了。

篇五：愛國思想演變之我見

王晴

愛國是一個公民應有的道德素質，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而愛國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現。

一、古代的愛國思想

在“大一統”的皇權主義理論中衍生出來的愛國思想，往往具有濃厚的忠君色彩，就如同《詩經》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是國家的象徵，君主與國家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國家的概念，直接等同於朝廷和君主，而這些又令愛國思想和忠君思想變得不可分割。古語有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孝事君，則忠”等等，古人移孝作忠，把服從君主，言聽計從當成愛國；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當做愛國；把君主的是非觀當做自己的是非觀當做愛國，這樣的愛國思想固然有促進國家穩定的積極意義，但把封建君主等同於國家，如果皇帝昏庸，不作爲或者亂作爲，又會怎樣呢？以忠君思想愛國，又將黎民百姓的利益置於何處呢？或一味的聽命於君主，依附順從，這樣的愛國又有何意義呢？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楚懷王疏遠、流放屈原，僅因楚懷王聽信讒言，不明是非，屈原卻依舊忠心耿耿，最終抱憾而亡；陸游自幼立志抗金，雖被免官流放，可他卻臨死不忘“王師”不忘“北定”；南宋辛棄疾有熱血，有才幹，卻僅僅因朝廷腐敗令他壯志難酬；岳飛是人們熟知的抗金名將，卻在十二道退兵令前不得不歸，君於他，非忠不可。追溯本源，這些愛國者，身上或多或少的體現着忠君甚至是愚忠色彩，而封建社會向他們這樣的人還少嗎？

二、近代的愛國思想

1840年的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序幕，民族危機日益加深，這一時期的愛國思想主要表現爲對外來侵略者壓迫和宰割的反抗，對腐朽清政府的討伐和鞭撻。國家觀念和主權意識在一次次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漸漸清晰。孫中山先生就曾提出過“愛大清國”還是“愛中華國”的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將國家和帝王割裂開來，使民衆思想得到空前解放。

而抗日戰爭的爆發，更使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爲爭取民族獨立前仆後繼。因此，近代的愛國思想是伴隨着民族意識的覺醒和爭取民族獨立的抗爭而根植於民心的。

三、現代愛國思想

現階段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愛國放在個人層面的首位。而這裏的愛國思想又與我們談到的前兩個時期有所不同，其愛國思想的突出特徵表現爲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高度統一。

隨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國步入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愛國實際上就是捍衛公民自身的根本權利。

現階段的愛國思想激勵着人們將振興中華，強盛祖國的遠大理想轉變爲現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身爲國家公民的我們要將思想和實際行動相結合，樹立正確的愛國思想、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用行動告訴世界，少年強則中國強。這是身爲公民的責任與使命，讓我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