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交流：良知風骨與性情書寫2000字作文

蕭乾前半生是在大地上行走，在其生命最後的20年裏，他又開始了令人動容的心靈之旅：以樂觀向上的精神和激昂的文學熱情，創作並翻譯了數百萬字的作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達到了過去未曾有過的高度。步入高齡，創作力依然如此旺盛強勁，成果如此豐碩，這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並不多見。
　　晚年的蕭乾，在從容淡定中回望歲月，潛進心靈深處，以真誠、濃情和智性鑄就了其散文個性鮮明的骨格與品相。他的散文，或飽含日常生活的質感，或閃現智慧哲性的光芒，或觸摸真實靈魂的律動，遍及其裏的是真善的情感和純美的精神。他真摯的書寫，盡顯知識分子質樸的人性良知和人文關懷，鍛造出散文特有的氣質力量。
　　蕭乾晚年的散文，敘寫風格多變，年代跨度大，內涵豐厚瓷實，揉進了豐富的人生體驗、深厚的人文知識和濃郁的情感意趣。而這其中，隨性的表達、真誠的話語與平和的表情，成就了審美的親近與自然。這是蕭乾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質。進入其散文世界，傾心訴說、平等交流的感覺比比皆是，全然沒有一些作品中那種高高在上的訓教、自命不凡的張揚、故作深沉的表達和有意爲之的炫技。這之於生命個體蕭乾和知識分子蕭乾都是相當難得的，尤其值得我們敬重。作爲個人的蕭乾，一生中屢遭磨難、多次生死一線牽，真可謂歷經滄桑，飽經憂患。而那段被打倒的人生歲月，更是將其陷於**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之中。作爲知識分子和寫作者的蕭乾，博學多才，是中國現代文壇少有的多面手，在衆多領域都很有建樹。他是富有傳奇的二戰記者、享有盛譽的翻譯家，還是小說家、書評家、編輯家、雜文家和社評家。在進入散文創作時，他安然淡化這一切，用平常心說實話講實事道實情，實踐着他的座右銘：“儘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
　　他用心真誠地從寫作者回到生活者，從人文大家回到我們身邊一個可愛可親的老者。他的語言不事雕琢，清新優美，靈動而隨和，對自己的種種遭遇和想法，他不掩飾不遮蔽，和盤如實道出。這與其說是勇氣，還不如說是良知使然。
　　《八十自省》是篇信息量極大的作品，既是他生命足跡的濃縮，又是顯影他的思想紋理。一位80歲的老人，一位在中國文壇享有盛譽的作家、學者，沒有居功自傲，沒有在稿紙上塗抹自己的光輝足跡，而是儘可能真實地還原自己的人生，審視自身的情感與精神，進行着不留情面、不做粉飾的反思與懺悔。對於自己的內心世界，蕭乾一直葆有開放性的姿態，《改正之後》正是這樣的心境素描。他以簡潔而樸素的筆法敘述了他在“反右”、“文革”中的經歷和所見所聞，講述了他平反之後心態的斑駁圖景。如實記述、抵達生活與靈魂的真實境地。所以他會說：“一個用筆桿的人，倘若不能寫出心坎上的話，確實還不如當只寒蟬好。”在《往事三瞥》和《我這兩輩子》以及其他一些篇什中，蕭乾多次提及新中國成立前回國之事。他不隱瞞自己的左右爲難，誠實地訴說當時心中的不安與矛盾。他最終選擇回到北京，沒有慷慨激昂的主義，沒有旗幟鮮明的政治，有的是對故土的那份依戀，還有怕當白華，怕成爲喪家之犬的顧慮。如此的坦誠，是許多人無法企及的。他是在袒露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也是在讓散文充分地接地氣。他剝離知識分子的外衣，只留下內在的精魂，從日常生活出發，展現生活的細枝末節，表面上是生活狀寫，內在是精神敘事。他時而憂傷凝重，時而情趣盎然，時而幽默頑皮，時而深刻通達，其裏涌動着的仍然是真誠的血液。把交流當做了一種不戴面具幾近自言自語的傾訴，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書寫。
　　在《一個樂觀主義者的獨白》中，蕭乾以貓和鼠爲象徵談及了知識分子的一個敏感話題，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一時佔上風的少數知識分子，怎麼利用工農幹部來迫害其他知識分子。其後在《改正之後》發出感嘆：“少數知識分子整起旁的知識分子，才心狠手辣呢！”同樣作爲知識分子，敢於如此直言，並不多見。當然，蕭乾並非只是將他人作爲靶子，而是先將自己曾經的行爲昭示於衆。許多時候，蕭乾批評他人是留有餘地的，但對自己卻相當的堅決。在《老唐，我對不起你》中，蕭乾詳盡敘述了他在三反五反時作爲一打虎小組副組長參與迫害印廠廠長老唐的全過程。此文筆法細膩，生活氣息濃，蕭乾以自己的新聞特寫功底，最大限度地引領我們回到那逝去的生活現場。他似乎是在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採訪親歷者的他，讓真實的歷史片段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在如實地解剖自己，不迴避，不辯解。“當時，我上意識說是爲了運動，但下意識是爲了保全自己。”沒有客觀的理由，只有心靈的直白，還給世界的是歷史的真相和自己靈魂的真實讀解。
　　蕭乾有着遼闊的寬容胸懷，因爲寬容，他可以立於人性，理解他人的處境與行爲。他的立場很堅定，但常常將心比心，不做一味的指責、嘲弄與不切實際的批判。在《八十自省》中，談及他所痛恨的文革語言，他一方面厭惡而詛咒，另一方面又有所理解。“我一直想從文字及邏輯上分析一下所謂的‘文革語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幟鮮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將那時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學生抗議英國巡捕在上海南京路槍殺中國工人和學生時，我何嘗不也那麼激烈過。”就是在今天讀來，這樣的話語依然令我們有些心驚肉跳。但這也讓我們看到蕭乾與衆不同的思索角度和力度，感受到一名知識分子真正的人文情懷。蕭乾沒有將苦難作爲一種資本，也沒有對他那些在特定年代犯錯誤、走錯路的人們橫加責難，反而真誠地表達同情與理解。“倘若我沒從一九四九年就被打入冷宮，而也就成了紅人，想必也會寫下不少捧這個批那個、歌頌三面紅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會臉紅的貨色。在這方面，我是幸運的。”對他而言，幸運不是僥倖，而是在體察到他人的掙扎與無奈，反省自己可能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