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褒禪山記》作文

原文：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僕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裏，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餘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餘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餘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餘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餘之所得也！

餘於僕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餘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譯文：

褒禪山也稱爲華山。唐代和尚慧褒當初在這裏築室居住，死後又葬在那裏；因爲這個緣故，後人就稱此山爲褒禪山。現在人們所說的慧空禪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離那禪院東邊五里，是人們所說的華山洞，因爲它在華山南面而這樣命名。距離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剝蝕、損壞近乎磨滅，只有從勉強能認得出的地方還可以辨識出“花山”的字樣。現在將“華”讀爲“華實”的“華”，大概是（因字同而產生的）讀音上的錯誤。

由此向下的那個山洞平坦而空闊，有一股山泉從旁邊涌出，在這裏遊覽、題記的人很多，（這就）叫做“前洞”。經由山路向上五六裏，有個洞穴，一派幽深的樣子，進去便（感到）寒氣逼人，打問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歡遊險的人也未能走到盡頭──這是人們所說的“後洞”。我與四個人打着火把走進去，進去越深，前進越困難，而所見到的景象越奇妙。有個懈怠而想退出的夥伴說：“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滅了。”於是，只好都跟他退出來。我們走進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歡遊險的人來，大概還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來此而題記的人已經很少了。洞內更深的地方，大概來到的遊人就更少了。當（決定從洞內退出）時，我的體力還足夠前進，火把還能夠繼續照明。我們出洞以後，就有人埋怨那主張退出的人，我也後悔跟他出來，而未能極盡遊洞的樂趣。

於是我有所感慨。古人觀察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所得益，是因爲他們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廣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來遊覽的人便多；危險而又遠的地方，前來遊覽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偉、珍異奇特、非同尋常的景觀，常常在那險阻、僻遠，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達的。（雖然）有了志氣，也不盲從別人而停止，但是體力不足的，也不能到達。有了志氣與體力，也不盲從別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亂的地方卻沒有必要的物件來支持，也不能到達。可是，力量足以達到目的（而未能達到），在別人（看來）是可以譏笑的，在自己來說也是有所悔恨的；盡了自己的主觀努力而未能達到，便可以無所悔恨，這難道誰還能譏笑嗎？這就是我這次遊山的收穫。

我對於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嘆古代刻寫的文獻未能存留，後世訛傳而無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說得完呢？這就是學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謹慎地援用資料的緣故。

同遊的四個人是：廬陵人蕭君圭，字君玉；長樂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國，字平父；安上，字純父。至和元年七月，臨川人王安石記。

賞析

第一篇：

《遊褒禪山記》品讀賞析

《遊褒禪山記》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遊記，其實是借題發揮的議論文。本文的最大特點是記敘、議論相結合，記敘爲議論服務。

作者先記敘了自己遊山洞的經歷。山洞“深”、“難”、“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隨之而出，所以不能“極夫遊之樂”。接着，作者轉入議論，“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這樣就把人分成兩類，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沿着崎嶇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纔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於遊覽爬山，也適用於一切工作。王安石作爲一位政治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仰慕孔孟，立志高遠。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尋險遠之處的奇偉瑰怪嗎？當然，王安石深知，欲達險遠，首先需要立志，這是主觀條件。沒有遠大志向就永遠到達不了“險遠”。王安石有這個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要經世致用，這個願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裏講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恆，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否則，也不能到達“險遠”。在此基礎上，自身還要有足夠的力量。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講，這個“力”是德、才、學、識各個方面綜合能力的體現。以上三個方面，志、恆、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備的條件，可謂內部條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處，如果“無物以相之”，也不能到達。這裏的“物以相之”指什麼？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是就開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試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艱鉅的任務，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撓。改革如果沒有最高權利──皇帝的·評論·賞析語文人生 ·支持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懷疑者、攻擊者紛紛而至的時候，關鍵就看皇帝的態度了。王安石對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當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後，並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或者說，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變法改革。年僅２０歲的宋神宗繼位後，想有所作爲，他重用王安石。於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論述了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的種種弊病，指出了歌舞昇平的背後存在的嚴重危機。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 “熙寧變法”。神宗死後，不滿十歲的哲宗繼位，大權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對變法早就不滿了，她執政後，起用司馬光爲首的保守派，於是變法失敗。相之之“物”，還包括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王安石非常重視人才，可以說他是一個“人才決定論者”。他篤信“有治人，無治法”。要想振興宋朝，必須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勝任朝廷重託的各級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八字綱領。但由於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寧變法在缺少一支精幹的官員隊伍的情況下就匆匆上馬了。由此看來，“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紓評析《遊褒禪山記》時說道：“此文足以概荊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謂非定力以濟之，即有志亦復無用。故公之行新法堅決，不信人言也。所謂‘無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盡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須人以助。武靈王行新法，有肥義諸人相之；公不得韓、富爲之相，專恃呂惠卿、李定輩，無濟也。‘於人可譏’，則指同時指斥新法者；‘在己爲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盡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強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爲仁宗年號，公實未相，新法亦爲萌芽，吾言似少近穿鑿鍛鍊。不知言者心聲，公之宿志如此，則異日之設施亦正如此。”林紓的此番分析可謂“此言得之”。

令讀者費解的是，王安石針對“僕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否遊離於主題之外呢？是否對上段議論有所沖淡呢？細細琢磨，作者把這一小段放在大段議論之後寫是有深意的。“僕碑”雖“僕”，畢竟是“碑”，但“其文漫滅”，謬種流傳，不得識其真面目。學者不應該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應追根溯源，求其本質。王安石變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敗的危險，中國向來有“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說法，一旦變法失敗，王安石能否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呢？王安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有人稱王安石爲“奸人”嗎？王安石壯志未酬，他成了後世譭譽交織、爭論最多、分歧最大、蓋棺難定論的人物。仇視王安石的人極盡誣衊栽贓之能事，欲“漫滅其文”。由此看來，“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這是多麼令人驚心的話語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

後人評價此文說：“逸興滿眼，而餘旨不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宋大家王文公文鈔》卷八）“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語）“用筆最折。”（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這些論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層含義，可謂王安石的“知音”。

第二篇：

《遊褒禪山記》賞析

《遊褒禪山記》是以借遊山探洞爲題，闡述治學之道。它是以議論爲主、記遊爲次，通過記遊進行說理的優秀散文。

王安石這次遊褒禪山，因未能窮究山洞奇險之景，“不得極夫遊之樂”敗興而歸。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覆思辯中，深刻地領悟了“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的道理，並由此對治學之道進行深入的思考。

先敘後議，結構嚴謹自然。文章從介紹褒禪山得名之由落筆，既而簡要地敘述了華山前洞和後洞的概況，然後通過詳細地描寫他們進入幽暗深邃的後洞的經過寫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謂一語雙關，既是對遊洞實景實情的描寫，也是對全文中心議題的表示。接着，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記遊者越少的事實來強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嘆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況下，卻隨着人羣畏難退縮、半途而廢，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悵之情。文章從客觀上的記敘向主觀的議論逐漸自然過渡，記敘和議論緊密結合。上下文一氣呵成，顯得氣勢流暢。

前呼後應，議論層層相關。文章圍繞着“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這個中心議題逐層展開，文意由敘探洞轉向議治學。作者學習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學精神，認識到在客觀條件許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須樹立雄心壯志，纔會不避險遠、百折不撓；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終必定能取得奇偉、瑰怪、不同凡響的成就。只要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也決不會因爲遭到他人的譏諷而後悔。文章緊緊扣住“深”“難”“奇”三字，從志向、力量、物質條件三方面，進行遊洞和治學二者間的相互比擬，由實而虛，因事明理；觸類旁通，融敘事與議論爲一體。讀者從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作者從消極悔恨到積極反省、從感到不盡興變爲有所得的思想情緒的變化。

在遊山途中，一塊字跡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極大的興趣，他從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證出當時人們把“華山”的“華”，讀作“華實”的“華”是錯誤的。並且由此聯想到因爲古代文獻資料的不足，在治學過程中，常常出現以訛傳訛的現象，於是他強調指出：治學中應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態度。作者借殘碑議治學，以小喻大，首尾貫通；不僅加深了文章議論的深度，更表現出作者嚴謹的章法和奇妙的構思。
這篇遊記語言凝鍊且富有邏輯性，準確而概括地表達了文章曲折深奧的哲理。

（選自《文言文釋譯與賞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