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名人故事：文革中的樂天派——于光遠2000字作文

于光遠（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姓鬱，名鍾正，入共產黨後改名于光遠。上海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致力於哲學、社會科學多學科的研究和推進其發展的組織活動，並積極參加多方面的社會活動。

那個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說部長們，就是那些處長們都是一些有影響的社會名人，但在文革中卻一個個成了被“打倒”的“黑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有的人經受不了，走上了絕路。但光遠在強大的壓力下仍能保持一種達觀的心態。有一次哲學社會科學部批鬥孫冶方，他和副處長林澗青被揪到臺上陪鬥，他出於好奇，還特意摘下戴在頭上的紙糊的高帽看看上面寫着些什麼，回來後還哈哈大笑，說“我這是第一次戴高帽”。因爲，他根本就不承認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所謂“黑線”，完全沒有把這種批鬥當回事。
　　光遠是有理由的。科學處曾召開過一次揭批于光遠的會議，除科學處工作人員外，還有他過去直接領導的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以及國家科委有關局的代表參加。會上批判他“自覺地一貫地相當系統地反對毛澤東思想”，其中最大的一條“罪狀”就是他在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多次說過：“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往往是針對實際工作講的，從理論上看未必都正確，絕對不能按他們講的來寫，要按自己的觀點來寫。”“我們寫的是科學，不要管誰怎麼講的，即使是毛主席講的也不一定都對。”“對毛主席的話，也要分析，要研究，也可以懷疑。”再就是理論問題不應寫進黨的決議，那樣對開展理論研究工作不利。理論問題，應該讓理論家去做結論。會上批判他“在歷次階級鬥爭緊要關頭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最大“罪狀”是在八屆十中全會前夕，講過“只要能使生產獲得恢復和發展，生產關係後退一點沒有什麼關係”，大刮“單幹風”；其次是爲中宣部向中央起草報告，提出在黨內根本取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分子的帽子，大刮“翻案風”。會上還批判他在科學工作中“推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罪狀”有三：一貫宣揚“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反對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一貫抵制在文化、學術領域內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在科學研究和出版工作中，執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宣揚“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徹底的破”，鼓吹“沒有自由就要死人”，“不只要有學術自由，還要有空氣自由”，在歷次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中，不僅自己不參加，而且還利用科學處處長的地位和職權，對批判文章百般挑剔，對革命批判運動大潑冷水；提倡只專不紅的“白專道路”，1962年主持起草《關於研究人員招收和升職的暫行辦法》，主張研究人員的提升“只看學術水平”，幷包庇和重用了大批右派分子。等等。以上各條今天來看不僅不是什麼“罪行”，而且恰恰相反，都是很有道理的正確意見。光遠理所當然不會接受這種無理的批判，只有哈哈大笑。
　　在“五七幹校”的幾年中，光遠同其他“黑幫”分子幹得都是最髒、最累的活。他餵豬、燒鍋爐、淘廁所、拉煤卸車等，什麼活都幹，生活也很艱苦，但他始終不改樂觀的天性。幹校米飯不多，愛吃米飯的他用饅頭換窩頭，揉碎當米飯吃，自得其樂，被人笑稱“於氏米飯”。燒鍋爐，需用扁擔從井中往上提水，相當吃力，他有時得跪下才能提起，這個“樂天派”笑着對人說：“哈哈……我在給井叩頭呢！”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科學探討的精神。幹校土地鹽鹼十分嚴重，頭年打下的糧食還沒有種下的種子多。光遠出主意說，一要向老鄉們學習壓鹽鹼的方法，二要使用化肥，三要加強田間管理，後來果見奇效。他還研究野菜。他在鍋爐房門外牆頭掛了幾根野菜，並貼了一個說明，介紹野菜的名稱和用途。不料竟遭到軍管組同志的批判，說這種野菜不叫那個名字，于光遠這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好好改造自己，還要臭表現。其實，兩種叫法都可以成立，于光遠並沒有錯。
　　于光遠的“帽子”有三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最初擬定他爲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行政9級降至14級，是幹校“黑幫”中定“罪”和處分最嚴重的一位。討論時許多同志棄權。那時，許多人都已明白，這些“罪名”實際上都難以成立，最後到底怎樣，誰能說得準呢？要開他的批判會“解放”他了，這不過是“完成任務”，走個過場罷了，不必太當真。于光遠心裏更明白，既然軍管組準備“解放”他，他就“配合”他們“走”這一趟吧。批判會開了3個半天，他的檢查似乎很認真，也很痛心，有時還不免痛哭流涕。批判會開過之後，他的問題算是基本解決了。幾年來，一直不准他回京探親。現在，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他以治病爲由，提出請假回京，一請就準。他回京後即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留京工作，沒有再回幹校。多年後，同他談到中宣部文革的情況，問他在“五七幹校”批判他時痛哭流涕，是覺得自己犯了錯誤對不起毛主席呢，還是覺得自己受了委曲呢？他想了一下回答說：“是裝的。”
　　“解放”以後的于光遠很是高興。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他突然來到我同另一位仍在被審查的同志住的房間，一進門就問：“你們喜歡吃野菜嗎？”我回答說：“喜歡。”他說：“好，我給你們炒點兒去。”一會兒，他就端着鐵鍋來了，野菜已經炒好了。我一看，油可真放了不少，把野菜都快給漫過來了。我吃得津津有味。他問：“好吃嗎？”我說：“好吃。”在“五七幹校”那無奈而又可期的歲月，人們特別需要相互之間的關心、慰藉和砥礪。我想，我不是在吃野菜，而是在參加一次“精神盛宴”，一次難得的充滿友情的“精神盛宴”。那種感覺和心情，是在若干年以後吃生猛海鮮、美味佳餚時所體味不到的。
　　1975年，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光遠是負責人之一，由於他和林澗青的推薦，組織上調我前去工作。待我到達時，他已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他仍是這裏的領導，我成了他的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