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報仇，五十年不晚作文

姑姑出生那天，正是孫中山於韶關督軍北伐的日子，也就是1924年9月13日。爺爺是個窮莊稼漢，大字不識一個，委託一個沾親帶故的秀才給姑姑起名字，秀才翻閱了北伐的報道，隨口喊出了蘇紅姑三個字，意思是紅色蘇俄的姑娘，但叫了沒多久，村裏的人覺得這個名字太洋氣，又改成了蘇秀珍，至於是誰提議改的，已無從考證。在膠東半島的蘇家郜村，爺爺跟奶奶是出了名的窮苦人，從立家以來，就守着一畝半薄地和三間破草房過日子，家裏連院落、門樓都修不起，姑姑稍微懂事，就拖着棍子到處討飯，風霜雨雪，人情冷暖，磨鍊了她的性格，也鍛鍊了她的意志。日本投降那一年，蘇家郜村來了八路軍，歷盡生死煎熬的姑姑鼓動我父親蘇玉田。扛着要飯棍子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1946年春天，故鄉開展“土改”運動，爺爺分到了五畝水澆田，陰暗的苦日子總算漸露了曙光。可是好景不長，1947年3月，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地主“還鄉團”乘機殺了回來，進行了瘋狂的反攻倒算。因爲爺爺家是“匪屬”，所以“還鄉團”首先撲了過去。“還鄉團”成員蘇春夏、蘇春秋、蘇春冬兄弟仨分別扛着長槍和大刀，進門就把爺爺擒了起來，逼迫他交代我父親的下落。爺爺雖然老實巴交，卻也異常剛正倔強，在堂屋裏跟三個“還鄉團”頂撞了起來。蘇氏三兄弟惱羞成怒，押着爺爺來到了村東頭的一口水井，再三脅迫爺爺說出我父親的下落，遭到拒絕後，蘇氏三兄弟猛地將爺爺推到了深水井裏，然後又殘忍地扔下了幾塊大石板，砸得井裏一片血水……就這樣，無辜的爺爺被殘害死了。

爺爺被害的當天晚上，已經嫁到外村的姑姑就衝出了家門，風風火火地到處尋找我的父親。當時，我父親所在的昌邑縣獨立營跟隨主力轉移到了龍口一帶，遠離家鄉二百餘里。在一個深夜，已經成爲獨立營文書的我父親正在酣睡，突然被哨兵喊醒，我父親問怎麼回事，哨兵說：“你姐姐來了。”起初我父親不相信，因爲相隔那麼遠，部隊宿營又是祕密的，家裏的人不可能找到啊！但正當我父親迷惑時，姑姑真的出現了……

姑姑的行爲，感動了部隊首長，就這樣，一支三十餘人的解放軍小分隊從龍口悄悄出發了。在我父親的指引下，小分隊乘夜晚包圍了仍然住在爺爺村裏的“還鄉團”，一陣交火，就把不可一世的“還鄉團”給打垮了。蘇氏三兄弟老大蘇春夏被抓，餘者落荒而逃。

翌日，村裏召開公審大會，當衆判處蘇春夏死刑……

處決了蘇老大，姑姑心裏還是覺得惡氣沒出，她撇家舍業，跑進了尚未解放的昌邑縣城，一邊靠做針線活爲生，一邊打探漏網的蘇氏兄弟。

轉眼全國解放了，有人告訴姑姑，蘇春冬已經從青島跑到了臺灣，但蘇春秋依然窩藏在青島市。於是，姑姑找到已經隨部隊到了安丘縣的我父親，商議怎麼辦。我父親對我姑姑說：“家仇、階級仇都應當報，可是我在部隊上，行動不自由啊。”姑姑覺得我父親說的在理，獨自挎着一個包袱去了青島。

或許是蘇春秋已經聞到了姑姑的味道，就在姑姑抵達青島不久，一個熱情負責的民警告訴我姑姑，蘇春秋溜了，很有可能去了瀋陽。

就在姑姑打算去瀋陽時，卻被一夥人堵在了青島的租賃房裏。原來，姑姑自從出嫁後，一門心思替父報仇，很少過問婆家的事情，也很少跟自己的丈夫來往，婆家便招來一幫親友，逼迫她返回婆家，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姑姑是個機靈的人，她滿口答應了婆家人的要求，然後熱情地給遠道而來的婆家人擀麪條、做滷子。婆家人被麻痹了，認爲姑姑已經回心轉意。也就放鬆了對她的監控，就在婆家人樂呵呵地吃麪時，姑姑趁着沒人注意，爬上牆頭，從一條小巷溜走了。

烈女報仇，五十年不晚(2)

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瀋陽，姑姑在一家裁縫鋪找了一份差事，除了上班，剩餘的時間就是四處遊蕩，她在尋找那個細高個、尖腦袋的蘇春秋。1953年7月26日，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後，東北的城市管理逐步趨向正規，姑姑作爲流動的閒散人員，經常受到派出所、居委會的查詢，倔強的姑姑不願做“另類市民”，就跟一個年齡相適的工人師傅結了婚，總算在偌大的瀋陽有了自己的家。新的婚姻，給姑姑帶來了溫暖，也帶來了穩定，但溫馨的生活並沒有消磨姑姑查找殺父仇人的決心和意志。

瀋陽城北約十華里的北陵，是一座氣勢雄偉的封建皇家陵園，這裏古鬆參天，湖水盪漾，金瓦紅牆，斑斕耀目，每逢節假日，陵園裏遊人如織，人聲鼎沸，十分熱鬧。1955年“五一”勞動節，姑姑來到了北陵。她沒有心情遊山玩水，而是站到一棵高臺的古松樹下，仔細觀察眼前的一個個行人。傍晌時分，一個身穿藏青色中山裝，戴着一頂深藍色解放帽的男子引起了姑姑的注意。這男子揹着手，進了一座拱門，到了一級石階前，弓腰吹了吹石板，就勢坐下了。姑姑拼命眨眼，差點兒喊出了聲：這不正是蘇春秋嗎！發現了苦苦尋找近十年的殺父仇人，姑姑說不上是激動還是急躁，她顧不上矜持，撒腿就向陵園的大門口跑去，那裏有執勤的民警，她早就留意到了。

當姑姑跟隨民警急匆匆地趕到拱門時，卻發現蘇春秋不見了。民警又帶着姑姑奔向北陵的後門。那裏的門衛聽了姑姑的描述，遺憾地告訴她，那個穿藏青色中山裝的人剛剛搭乘出租車走了。

在北陵附近的一個派出所裏，民警告訴姑姑，蘇春秋之所以逃跑，可能是因爲他發現她了。姑姑悔恨不已，懇請公安民警儘快採取追查措施。六天後，民警來到了姑姑家，說蘇春秋已經潛逃，購買的是去烏魯木齊的車票，烏魯木齊警方在車站截擊，卻沒有發現蘇春秋的身影。

得到蘇春秋逃到新疆的消息，姑姑坐不住了，好歹姑父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悄悄替她收拾了行裝，並將家裏僅存的120元錢也塞進了她的行囊。

姑姑帶着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告別溫馨的家庭，獨自奔向了遙遠的西域。走出烏魯木齊火車站，姑姑直接來到了鐵路公安分局，向當地警方彙報案情。接訪的警察是個山東老鄉，深爲姑姑的精神所打動，告訴她：克拉瑪依剛剛發現了大油田，擁去了許多外來人員，你不妨到那裏碰碰運氣。

第二天清晨，姑姑搭乘一輛敞篷車，風風火火地奔向了克拉瑪依。在滿目荒涼的油田會戰區，姑姑逐個工地走訪，逐個工棚探視，參加會戰的四千多外來人員，幾乎讓她看了個遍。然而，她沒能發現蘇春秋的影子。姑姑不甘心，猜想仇人一定就在克拉瑪依一帶，於是便來到了石河子的農七師，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名邊疆農業職工。在農場裏，她白天上工，晚上就騎着一輛破舊自行車四處打聽，一心要抓住蘇春秋。時間似水，在緩緩地流淌，七年過去了，蘇春秋依然沒有任何蹤跡。這期間，相隔數千裏的姑父向姑姑提出了離婚，姑姑隻身帶着年幼的女兒，居住在農場裏的兩間泥土房裏，既要面對艱難的生活，又要履行復仇的使命，她的身心遭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折磨。然而，情感的失落，現實的困苦，絲毫沒有動搖她的復仇信心。1965年，全國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批工作隊派到了鄉下，姑姑覺得這是個機會，主動要求跟隨工作隊去當炊事員。她推着自行車，前面帶着女兒，後面帶着鍋竈，在茫茫的新疆西北部，一年跑了11個村落，行程兩千多公里。然而，她幾乎找遍了準噶爾盆地的西北邊緣，卻沒有蘇春秋的一點兒蹤影。

轉眼到了1996年，古稀之年的姑姑從遙遠的新疆來到了我家，在跟我父親談起追拿殺父仇人蘇春秋的經過時，姑姑滿臉遺憾，嘆息不斷。這時，我父親在誇讚了她的執著之後，又勸姑姑說：“你就別認一個死理了。如今，中央實行開明政策了，對國民黨舊職人員所犯的罪行實行了赦免，咱再這樣沒完沒了地糾纏，既違背了上級精神，也不符合世間常情。冤家宜解不宜結嘛！”

烈女報仇，五十年不晚(3)

聽了我父親的這番話，姑姑也慢慢有了一些感悟，她說：“蘇春秋大我五六歲，他這樣奔命，恐怕早就夠嗆了。唉，都是鄉里鄉親，既然上級這麼寬容，咱也就不必一根筋了。前幾天回老家去，聽說蘇春冬從臺灣回到青島好幾年了，因爲怕咱找他算賬，一直不敢回老家啊。”

我父親聽了，對姑姑說：“唉，葉落歸根啊，咱這樣太計較了，不好啊，說不定鄉親們還笑話咱呢。”

那次談話的晚上，姑姑打開一瓶白酒，獨自喝掉了大半。第二天，她就親自給我們老家的村支部書記打了一個電話……據說，當天晚上，躲居在青島的蘇春冬就打的返回了老家。

姑姑前後五十年，奔行八千里，追蹤殺父仇人的故事，在新疆石河子、克拉瑪依和山東半島，已經成爲了一個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