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的田野上--祖母與土地3000字作文

　　作者：周昶宇
　　一、楔子
　　土地，是中國農民割捨不去的心頭肉。
　　從遠古時期種植業在中原大地開始出現,再到歷代帝王將相的策略計謀，中國史書上有多少筆畫是爲“土地”而寫下的。這中間又有多少峯迴路轉，改變了生活在這片大地上人民的命運。從“千里其耘”到“方里而形”，從“田裏不鬻”到“履畝而稅”，史書上淡淡的一筆，卻深藏了土地上的人們對生活的一點一滴。對於以農耕爲主的中華民族，土地制度的變革格外重要。對土地變革最敏感的，其實是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因爲土地變革而發生改變。對於生活在封建社會的農民，我們只能從史書中窺探一二。但離我們較近的幾次土地變革——新中國成立後的一系列“土改”，我們卻可以通過身邊的親歷者來從細小的角落觀察、記錄。
　　二、祖母家
　　我採訪的對象是我的祖母劉啓容，在她成長的過程中經歷瞭解放戰爭時期、文革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的幾次土地變革，至今仍然對土地上的一些人和事記憶猶新。
　　1943年，祖母出生在渝東北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她出生時家裏已有四個哥哥、一個姐姐，七年後她又多了一個弟弟。我的外曾祖父是殺豬匠，外曾祖母是裹過小腳的農婦。那時她家種的地是從地主家租來的，由於當時祖母的兩個弟弟還小，耕種的主力就靠外曾祖父和祖母的兩個哥哥。抗戰年間，重慶地處大後方，靠着外曾祖父不時在鄰村幫人殺豬補貼家用，祖母一家雖沒有顛沛流離，但生活仍特別清貧。
　　三、解放
　　祖母家的地是從肖地主家租來的，高額的地租對於祖母一家來說是莫大的負擔。此外，還要承擔村公所攤派的苛捐雜稅，一年忙到頭只能勉強餬口，沒有什麼結餘，生活很是困苦。當時的社會環境，就連肖地主也要受大地主的剝削壓榨。高峯鎮上一個地主十分霸道，欺壓農民甚至害死長工。臨近的建安村，就有地主豢養地痞流氓強搶豪奪，危害鄉鄰，外曾祖父在去殺豬的路上遇到了都會躲一躲。自家能擁有土地，對於外曾祖父來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他只能老老實實耕種，賣力殺豬，盡力養活家人。以至於年幼的祖母都把“交地租”視爲“義務”：不交地租，就沒飯吃。
　　1949年10月，隆重的開國大典在北京舉行。那時重慶尚未解放，祖母也還小，對此沒聽到任何消息。兩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了墊江。祖母對解放軍路過村落的印象十分深刻。1949年12月，一名解放軍在祖母家住了一夜,祖母一家熱情地款待他，他既不要家裏的糧,也不求過多的照顧，只是討點水喝。天未亮時，他就隨部隊離開了，走時把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被褥疊得整整齊齊。聽村裏人說，解放軍要爲農民分田地，全家人都很感激。那時祖母雖小，但現在每每回憶起來仍忍不住誇讚這支人民的好軍隊。
　　四、土改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爲減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階級，早日恢復發展農村經濟，國家實行了經濟上保存富農經濟，政治上中立富農的政策。作爲土改的前期準備，墊江縣“減退清反”運動在這年開始了。在李白村，因爲匪霸較少，因此這方面沒有特別大的動靜。此時肖地主已經去世，他的三個兒子平分家產後仍是富農。由於中立富農的政策，肖家三個兒子被“減退”了，只留有一部分耕地和農具。但地主的末日真正來臨了，他們的田地、農具都分給了佃農。土地改革的前奏在墊江大地上高歌猛進。
　　1951年10月，中共墊江縣委制定《墊江縣土地改革工作計劃》，11月,全縣土地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同月，縣委安排幹部進村入戶整頓農會。根據縣裏文件，“不允許和平土改”，批鬥地主的批鬥會就在村中展開。批鬥會都是晚上開展，不佔農民的勞作時間。祖母的大嫂非常積極，被農會吸收了。祖母跟着她去過幾次批鬥會，以前爲非作歹的大地主被扣在搖搖晃晃的高板凳上，表情痛苦不堪。批鬥會上還要喊口號，大人們喊什麼，祖母和她的小夥伴們就跟着喊什麼。村民們的口號聲洪亮至極，曾經的地主倒了，自己成了主人，村民們都很高興。
　　1952年1月，村裏開始劃分階級，開展“沒收徵收”地主的田土和其他財產的工作。祖母家成爲“佃中農”。接着，“查田評產”工作在村裏展開。縣上派幹部來村裏指導工作，“查田評產”進行得很順利。李白村地勢平坦，是典型的平壩，田多土少,分土地時，幹部們用傳統的“倒拐尺”丈量土地，評產時用“挑”這種傳統計量單位，這些熟悉的丈量方法讓村民們心裏很踏實，沒有人對田地劃分提出異議，都說要好好大幹一場。
　　1952年5月，外曾祖父因病去世，家中的頂樑柱垮了。三個哥哥都已結婚生子，大家庭的人口增加到十四人。外曾祖母年事已高，無力操持，家中生活開始困難起來。每到青黃不接時，家裏都需買麥麩充飢。1955年，祖母的大姐出嫁後，三個哥哥就分家了。家裏就剩下祖母和外曾祖母、一個讀書的四哥、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弟四人過日子。此前本來祖母還在上學。這一年9月開學時，她沒有像往常一樣揣上報名費，而是專門到學校給老師說她不能再念書了。老師聽後默默地點頭。祖母離開學校轉身向家走時，老師又大聲喊住她：“劉啓容！”祖母回頭，老師走近對她說道：“你不讀書可惜了！”祖母的眼淚霎時就滾了下來：“老師啊！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家裏的情況，我爸走了，四哥在讀書，我也要讀書的話，家裏的媽媽和弟弟誰來照顧？”到家後，祖母就扛起扁擔去砍柴，家庭的重擔便落在了只有十二歲的祖母肩上。
　　三大改造時期，中央下達關於農業合作化的通知，根據縣委的安排，全縣已經陸續開始推進農村互助組。此時，李白村的“互助組”建設已經落實，全村多數村民都加入了互助組。分家後，祖母家缺勞動力，所以就把田土給村裏有勞動力的農戶去耕種。祖母家負責餵養互助組的一頭牛，同時還要做砍柴、挑糞、插秧、收割莊稼等農活。爲補貼家用，外曾祖母還攬了給鄉供銷社工人洗衣服的活兒。每天早上，祖母就外出放牛、砍柴，外曾祖母就在家洗衣服；下午，外曾祖母不顧小腳難行，還常外出割牛草。牛草割好後，祖母再去揹回來。每天，她們都這樣勞作，也培養了祖母勤勞的品格。當時稻穀品種不好，高杆少穗，水稻畝產低。所幸李白村田多，一年的收成還能勉強度日。
　　五、公社
　　1958年，墊江縣武安紅旗公社成立，建安與李白兩村納入高級社。當時爲了儘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上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萬噸（俗稱大鍊鋼鐵），不久全國便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鍊鋼鐵運動。武安紅旗公社也在西山腳下辦了鐵廠。鍊鋼需要鐵礦、焦炭、木材等原材料。像祖母這樣年齡不夠的小青年都被安排去西山砍樹。一大早，他們便上山砍樹。中午，把樹杆用繩子捆綁好，像背槍一樣背到鐵廠，在向大人們炫耀一番後，再將戰利品投入煉爐中鍊鋼。由於不專業，又無鍊鋼設備，更不懂鍊鋼技術，煉出來的廢鐵塊堆積得就像一座小山了。一年下來，西山便只剩下幾根樹樁，連手臂粗的小樹也沒能倖免。
　　緊接着，興起了大辦食堂。公社統一安排勞動，若早上廣播通知，今天男人去施肥，女人去砍柴，那麼所有男人女人都會照指令出工。同時大家都在伙食團吃飯（俗稱大鍋飯），飯量大小不是根據勞動量的大小來分，而是每個大人一碗，每個小孩半碗，全部免費。所以，大家幹活時幹一會兒歇一會兒，拄着鐵楸、鋤頭在田裏聊天、開玩笑，熱熱鬧鬧，然後等點收工，急急忙忙往伙食團趕。
　　最初，隊上辦伙食團時，因羣衆反映伙食團的米莫名減少，社員意見大，於是公社黃書記便推薦祖母當李白村伙食團的事務長，掌管伙食團裏的糧。祖母把一根竹子削成竹筒，在竹筒裏標上刻度。用竹筒量米，在避免多煮米的情況下又能儘量避免出現不夠吃的情況，一年下來伙食團還節約出半櫃子的米，祖母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一天晚上，祖母跟隊長鬍志南一起去看守米櫃。剛走到米房外，就聽到屋裏有響動，胡志南十分警惕，快步上前，發現門被砸開了一條縫。他大叫：“糟了！”推開門，他們見米櫃的鎖被撬了。兩人繞到後門，發現一袋米甩在那裏。原來那賊剛偷到米，聽到說話聲，便扔下米拔腿就跑。可胡志南反應快，動作敏捷，很快便逮住了小偷。胡志南把小偷按在地上就打，小偷疼得直求饒。祖母跑過去看，發現小偷竟然是她的好夥伴肖良珍的哥哥肖清明。胡志南看見祖母來了，便說他要去檢查其他米房，讓祖母把肖清明看住。肖清明見胡志南走了，就說要去上廁所，祖母覺得都是熟人，就答應了，誰知他一溜走就不見了蹤影。
　　多年後，祖母每次回憶這個場景時都說，胡志南是故意放跑肖清明的——明顯祖母一個小姑娘，哪能看住一個壯勞力嘛？他知道肖清明家庭比較“造孽”，又已經把他教訓了一頓，所以才製造機會讓他溜走。
　　第二天，祖母問肖良珍怎麼回事。肖良珍說：“家裏父母都走(死)了，哥哥家的小孩多，有兩天都沒吃東西了，想偷點米熬粥給小孩吃。爲了減輕哥哥的負擔，我也要去新疆了”，說着淚水就直直地流下來。祖母聽了着急地說：“你咋不早點跟我說？我從我屋頭拿點給你家哥哥的孩子吃，免得像昨晚逮住遭疼打一頓”。
　　其實祖母家裏也很緊張。那年夏天，連着60多天沒有下雨，糧食欠收。1959年冬天至1960年初春，伙食團的飯都不夠吃，周邊一些地方已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幸好祖母偶爾參加公社組織的外出勞動能額外分到一點兒口糧。有一次好不容易捱到糧食分下來，祖母急急忙忙往家裏趕。到家時，家裏已經斷炊幾天了，祖母的母親與弟弟靠野菜和米糠餬口，早已餓得雙腿浮腫，無力地躺在牀上，眼看就不行了。她趕忙舀來一勺米，匆忙下鍋，熬成粥餵給他們，兩人才緩過氣來。後來公社發放了救濟糧，大家才渡過了難關。
　　一天晚上，祖母與弟弟睡在牀上，只聽外曾祖母從牀上悄悄爬下來，坐在門檻上嘆氣。祖母起身下牀問：“媽，你在嘆什麼？”外曾祖母說：“哎！不曉得明天啷個過？”祖母只好安慰道：“等明天再說嘛”。外曾祖母便道到：“哎！可憐的幺女，你恁個小，一家的重擔就落在你肩上，啷個擔得起哦？”祖母說：“沒事，我有的是力氣，會有辦法讓你們好好活下去的”。祖母想到的辦法其實就是去賣雞蛋。
　　那時，趁着沒有多少農活，祖母與我的三舅公天不亮就翻山，悄悄地拿着雞蛋到幾十公里外的梁平去賣。那地方比李白村更能賣個好價錢。但當時是不準私人買賣農產品的。爲防被人抓住，每次到了梁平附近，祖母就遠遠地守着雞蛋，三舅公則去尋找買主。找到買主後，三舅公便把人引到隱蔽處完成交易。
　　1961年，因爲生產生活困難，加上中央也下發了文件，伙食團解散了。每天掙的工分對於祖母就更重要了，它關係到一家人能分到多少口糧。生產隊的活都由隊長安排。一到清晨，隊長就打上工鈴，社員們馬上從家裏出來，聽從隊長的安排，帶上農具下地勞動。勞動後，再根據勞動力記工分。壯勞動力幹一天得十個工分，而祖母這樣的弱勞動力就只有七八個工分。家裏勞動力不足，祖母幹一天活比別人要少得兩三個工分，祖母家一年能掙到的工分自然少很多。這樣，家裏能分得的糧食、錢也就少很多。祖母只有更努力地勞動，才能養活這個家。
　　1961年8月，在雅安四川農學院學習了一年的四舅公因饑荒休學了。看到家裏的困難，他主動掙起了工分。公社根據他的文化水平，讓他當上了大隊會計。1962年2月，四舅公娶妻生子，安心紮根農村。1965年3月，因文化水平出衆，經隊上和公社推薦，四舅公當上了信用社信貸員，一步步走上了工作崗位。
　　1962年，中央以“調整、鞏固、提高、充實”八字方針爲指導的經濟調整已見成效。祖母不懂中央的政策，但明顯感覺生活壓力小了，糧食、生活必需品不再像以前那樣緊張。這年10月，在公社幹部的介紹下，祖母認識了在坪山綜合店上班的祖父。1963年正月，他們結婚了。婚後，祖母用祖父積攢的錢在鄰社買了房，但並沒有馬上離開家，仍和外曾祖母、四舅公、四舅婆、幺舅公一起生活。此時，因爲有四舅公、四舅婆和祖母這三位勞力掙工分，還有祖父這個“吃公家飯”的補貼家用，生活逐步有所好轉。1963年，村裏迎來了大豐收，也是這一年，祖母的大女兒，我的大姑出生了。
　　1965年5月，祖母眼見四舅公已參加工作，四舅公又有了第二個小孩，自己也懷上了第二個孩子。考慮到家裏人口多後的種種不便，祖母便提議分家。很快，祖母便正式搬到了鄰社，單獨立戶生活。
　　1965年12月，祖母的第二個女兒，我的二姑出生了，1969年6月，祖母的第三個女兒，我的三姑出生了，1973年4月，祖母的小兒子，我的父親出生了。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半工半農，一輩子不愁”，祖母在農村務農，祖父在綜合店上班，爲增加收入，祖母每年還養2頭豬，一家人就這樣平靜幸福地過着小日子。
　　六、大包乾
　　爲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好地發揮勞動和土地的潛力，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學着四川、安徽的做法，1978年，縣裏在裴興公社試點搞大包乾,即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這吸引了很多村民。那時，祖母也盼着自己能大包乾，俗稱“土地下戶”。
　　終於在1980年初，李白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祖母對這個名詞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早已期盼許久的“土地下戶”終於落地了。祖母家當時有四個農業戶口(1979年，我的大姑考上了中專，和祖父一樣吃上了“商品糧”，所以家中的農業戶口只有祖母、二姑、三姑和父親四個人)，共分到了2.26畝田，0.51畝地，0.38畝自留地。1984年8月，祖母領到了《土地使用證》，土地的使用權就穩穩地握在了自己手裏。村民們喜滋滋的，都說:“今兒也想土地下戶，明兒也想土地下戶，現在終於盼到啦！”
　　土地下戶後，由於種得多，種得好，收成就好，村民對土地便更關心、更操心了，起早貪黑種莊稼也樂意。劉慶家的田在祖母家田的上方，有一年遇到乾旱，但他家田裏的水卻一直蓄得多，擔心祖母會偷偷在他家田坎上挖渠口引水。他就一本正經地對祖母說：“劉啓容，你絕對不能在我的田坎上挖渠口引水灌田哈！”祖母硬氣地回道：“我纔不會引你家田的水。但你也不許挖渠口向我家的田放水喲！”劉慶當時就拍着胸膛說：“我絕對不會向你家田放水！”結果當晚半夜就下了大雨，每塊田裏都積滿了水。一大早，大家都在挖渠口排水，劉慶也挖了渠口將田裏的水向下引流到祖母家田裏。祖母笑嘻嘻對劉慶說：“昨天有人說啥呢？咋說話不算話呢？”劉慶嘴一撇：“誰曉得昨晚要下大雨呢！”引得祖母哈哈大笑。
　　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高漲，祖母也不例外，她在穀雨時節就用草木灰和油渣餅混合成灰肥，一撮一撮地把灰肥埋到秧苗地作肥料，這樣秧苗才長得好。埋灰肥的活兒非常累人。但再苦再累，一想到有好收成，祖母也願意成天泡在秧苗地裏。正是大家的積極勞作才迎來了一次次大豐收。
　　土地承包後，祖母家的勞動力仍不足。農忙時節，祖父會帶一些錢糧回家，請人收割莊稼。但平時只有祖母一個人勞作，同時還要養2頭肥豬，很是辛苦。
　　七、離開土地
　　1978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讓農民更親近、珍惜土地。但無論怎麼說，土地上的活都是體力活，十分辛苦，收入又十分有限。1982年8月，二姑國中畢業後沒能深造，祖父憑藉自己的經商本領，讓二姑擺了一個賣針頭麻線的小貨攤。選貨進貨都由祖父負責，二姑負責守攤賣貨。待二姑逐漸上路後，小貨攤逐漸變大，從針頭麻線又轉向百貨商品。1984年，祖父看到做生意比做農活划算，就讓祖母也從村裏出來和二姑一起擺攤，並且還到周邊集市“趕溜溜場”（即每天都到一個趕場的集市去擺攤賣貨），生意越來越好。1987年，祖父所在的坪山綜合店越來越不景氣，就辭職領着祖母和二姑到縣城裏做起了商品批發生意。
　　祖母從農村出來做生意後，鄉下的田土已沒時間打理了。最初，祖母還在農忙時返回村裏請人耕種和收割。由於農村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留在村裏的勞動力越來越少，請人勞作的人工費也越來越貴，還不容易請到。而祖母基本上是請舅公家的表親們幫助勞作，工錢和伙食都比周邊人家開得高、吃得好。每年一算帳，土地帶來的收益所剩無幾，反倒要牽扯祖父祖母過多的精力，並且這些天還不能去趕場擺攤賺錢，很不划算。
　　1987年，祖父祖母到縣城做生意後，因爲生意越來越好，種地更是不合算。但當時公社不許承包地撂荒，祖母便把土地交給幺舅公耕種，而該交的農業稅則由自己支付。1992年，祖父祖母在縣城購置了房產，農村的舊房無人居住，就便宜賣給了鄰居。此後，祖母便很少回村了。
　　1996年，幺舅公也不願意種這麼多的田土了，因爲種莊稼帶來的收益實在太少了，養雞、養鴨、養豬都是更好的創收選擇。此時祖母的四個孩子都已參加工作（當初做生意的二姑後來也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祖父祖母做了十餘年生意有了一定的積蓄，早已衣食無憂。祖父便與祖母商量，與其讓田土空着且每年還要交農業稅，還不如把土地還給集體。於是祖母便回鄉辦了手續，把《土地承包證》上的承包地交回給了集體，只有0.38畝的自留地仍由幺舅公耕種。就這樣，祖母一家在土地上的背影漸行漸遠了。
　　八、土地上開出的花
　　2004年，祖母家的自留地包給了承包商，承包商把土地集中起來開發旅遊，成功打造了沙坪油菜花大觀園，其距墊江縣城11公里，面積6.7平方公里，是墊江縣最大的優質油菜制種基地。大觀園內，水泥便道四通八達，建有近3000平方米的停車場，有能容納200餘人的醉花榭觀景臺，有葡萄溪、萬蜂浣、溪竹雅舍、黃金海岸等，還有觀光車道、觀光牌坊等於一體的近二十戶星級農家樂。大觀園溪流縱橫，桃李點綴，羣蜂飛舞，流金溢彩。每到陽春三月，油菜花便競相開放，放眼望去，滿眼金黃，遊人如織，蜂蝶相戲，每每看到如此盛景，祖母總是感嘆，時光不老，歲月仍舊蔥翠。
　　九、結語
　　歲月失語，惟石能言。從出生到1992年定居縣城，祖母在農村待了四十九年。這與土地同呼吸共命運的四十九年裏，體現了祖母對土地的執着和熱情。也正是在這樣密切的聯繫中，一系列土地變革的影響才如此深遠。
　　土地的變革其實書寫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史、農民的生活發展史。祖母經歷瞭解放前交地租的艱苦歲月、三年困難時期、公社食堂、掙工分的日子，以及包產到戶後既勞累又幸福的耕種歲月。這些歲月裏，祖母的生活水平在波動中上升，而土地變革就是其中的關鍵節點。
　　土地是農民的命脈。解放前，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哪怕是交高額地租也要向地主家租地耕種。但最後，祖母還是放下了土地，選擇了新的生活方式。這也是近四十年來的趨勢：務農的人越來越少，把土地視爲命根的人也越來越少了。但土地帶給人希望的力量將亙古不變，土地從不辜負對生活有韌勁的人。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改變了農民的固有思維，社會的進步也爲農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選擇空間。祖母進城做生意的過程，其實也是一批人率先擁抱改革開放的過程。
　　一葉可知秋。通過祖母的經歷，我們也更能明白爲何要制定土地政策，它又是怎樣影響人們的生活，歷史便鮮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