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作文1000字

篇一：文學與時代

張銘銳

飢寒的年代裏，詩意是溫飽；溫飽的年代裏，詩意是文明；離亂的年代裏，詩意是安定；安定的年代裏，詩意是繁榮。經歷了歲月的蒼楚與落寞、塵世的燕鶯與美華，再來細數那些偉大之作，或許你會發現：所謂靈感，不過是星光乍閃的一瞬；而“美”，卻是對編年的廢除，是與時間的對抗——詩意，沒有“幸”與“不幸”，一切都無關歲月，一切都是心上留痕。

我們應當肯定的是，創作一定與時代有關，與詩人所處的背景有關。沒有世人的誤解，屈子便不會有汨羅江上的絕唱；沒有世道的荒誕，嵇康便不會有竹林深處的肆縱；沒有心靈的矇蔽，魯迅便不會有“日暮裏”的棄醫從文；沒有前路的悵惘，餘華便不會在“十八歲”來一場“出門遠遊”的奇遇……文學視角放之時代，文藝審美源於生活，有了時代與生活，文藝纔有所附麗。

我們更應看到的是，文藝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伏爾泰將河邊的飛鳥收成一部集，克里瑪將布格拉之精神匯成一條溪，周國平將儒釋道之哲思擰成一股繩，昆德拉將生命難以承受的重物化與一片羽……詩人以他們細微的觸腳探尋生活至細密處的無奈與快樂，感嘆生命的無常與相似，創造出經久不衰的作品。列夫·托爾斯泰曾言：“富人的幸福常常相似，窮人卻有各自的不幸”。而偉大的作品，卻是體察到了富人與窮人所共有的”幸”與“不幸”，不僅是物質上的貧與富，還有精神上的貧與富。而文藝作品會跨越貧富、超越時間，因而詩意才無所謂“幸”與“不幸”，“幸”與“不幸”皆成偉大。詩意如珍珠，一顆串聯着一顆，連古今，串未來，瑩瑩光無盡。

對於讀者來說，讀一部作品應當聯繫其所處的時代，而讀者又何嘗不是自己人生的作者呢？對於作者來說，寫一部作品應當聯繫自己的經歷，而作者亦也未曾不是所處時代的讀者。作者、讀者；人生、時代，我們在這個兩個二元主客觀視角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做出自己的選擇，而唯一貫穿其中的便是詩意。“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詩意裝飾了你我的窗，你我裝飾了詩意的夢。詩意成爲個人對自己的關心、對他人的留意、對人生的瞻俯、對時代的觀察、對社會的審視、對自然的敬畏……詩意的含蓋無邊無際，甚至超越了時間，無關歲月。

在詩意的世界裏，白晝之光，可知夜色之深；滄海之浪，可答蒼天之問；噠噠馬蹄，可等美麗錯誤；幽幽雨巷，可嗅丁香惆悵。讀者之行，可知作者之思；因而時代之盛衰，只是行腳的一部分，無關詩人之幸悲。

人世充滿勞績，而文藝讓不同時代的人同樣詩意地棲居於這片土地。或是陽和啓蟄，或是兔缺烏沉，生命或許會因時代的興衰而左右，而當歲月失語時，纔會感到“無常”的力量，纔會懂得：生命，其實到最後總能成詩。

篇二：文學與時代

毛芸涵

清代學者趙翼曾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詩便工”，自古以來，人們便一直相信“患難出詩人”。只有動盪的社會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誠然，回望歷史，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在烽火狼煙中並起，先賢屈原在國之將亡時慷慨悲歌，詩聖杜甫在安史之亂的顛沛流離中用如椽大筆寫下滄柔史詩……

這些先賢的作品固然對後世意義重大。然而，當我們鋪開歷史的長卷，向更深處探尋，就會發現，在那些“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動亂年代，更多的文人終究因爲戰亂，在飢貧交困之中無暇收容自己的文思，讓噴涌的才情被戰火吞沒；僅剩不多的文人們仍需竭力在流離與文思中尋求平衡，費力地找尋創作的時間卻又憂心着明天以何度日。

試想，如果杜甫一生中少一些跋山涉水，求親求人，少一些柴米油鹽之憂，世上也許會多一個洞觀歷史的哲人，而不是一個夙夜憂嘆的老翁；如果李清照未歷南下逃亡的艱辛顛沛，行囊散亂，世上也許會多一個兼爲才女與金石大家的女中豪傑，而不是一個日日倚欄憂思的落寞老婦……如果園家能給他們一方平靜的書案，一個安定的環境、富足的生話，讓他們不必爲吃喝發愁，不必爲性命擔狀，那麼，更多的文人才能放心地把精力集中於文學，創造更多的傳世之作。

由此可見，我們需要的文學不是亂世之中飽經風雨摧折的一枝孤芳，而是盛世之下陽光燦爛中的春意滿園。

繁榮的國家，強大的國力，讓文藝創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筆下文章自然更豐富。王蒙見證了祖國一路強盛，才寫下《看春萬歲》這熱情讚歌；阿來受文化多樣化啓發，鑽研民族文化，才寫下《格薩爾王傳》這輝宏史詩……

寬鬆的氛圍，向上的環境，讓文藝創作者在相互碰撞中獲得靈感，寫出心之所向。孟京輝融匯古今中外，終成《戀愛的犀牛》等登峯造極之作；謝晉反思過往，勾勒出《牧馬人》中一代知識分子的蝶變與成長……

而盛世作品之功不只在實現作者個體價值，亦在造福後世：讀亂世文章，徒使人傷心；讀盛世文章，卻能從中汲取自信力量，繼續前行。

世異時移，在國家昌盛的今天，我們更需要紮根新時代的沃土，汲取自信養分，綻放文化的繁花。

篇三：文學與時代

葉景怡

坊間常流傳一句話：“國家不幸詩家幸。”

乍想似乎頗有道理，亂世名篇俯拾皆是：鬱郁不得志的屈子披髮行吟於汨羅江畔，悲歌“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身處異國他鄉的後主李煜回首故國無限江山，淚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挑燈看劍的辛棄疾在顛簸動盪的南宋王朝望斷長空，立誓“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從司馬遷的《史記》到杜子美的“三吏三別”，從羣雄並起的《三國演義》到字字泣血的《紅樓夢》……不幸的社會似乎孕育出不少名篇大作，厚重而深沉。

然而值得我們探討與思考的，是這些偉大作品究竟爲何而動人。難道僅僅是因爲其描寫的身世之慘、民生之困、家國之悲嗎？毋庸置疑，真正打動我們的是詩人的深情，是作品深沉的內核，而非浮於表面的“不幸”之表象。倘若失去了發自肺腑的人文關懷和真正有價值的深刻思索，純粹“賣慘”的亂世之作豈能稱得上偉大？

因此，所謂詩家之幸，更本質的追溯在於創作者的胸襟與情懷，在於作品的格局與境界，在於用一顆偉大詩心與時代共鳴。

詩文，不拘於時勢。

偉大的靈魂、偉大的人民，就如同永遠不滅的焰火，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發光發熱，爲後世創造燦若繁星的偉大精神財富。動盪的時勢或悲慘的個人經歷，或許可以從客觀上助推一位詩人的心智之成熟，使其能與民生疾苦更爲感同身受。但不可否認的是，苦難就是不幸，於詩人於時代亦於文藝創作。家國興衰是詩人無法選擇的，值得被歌頌的不應是時勢的幸或不幸，而是一位文藝創作者無論何時何地何種境遇，都能心中裝有人民、肩頭扛起責任、筆下書寫乾坤。我們也許無法改變時局與境遇，但一定可以修煉胸襟、情懷與生命狀態。詩家幸否，從來不由時勢決定，而由偉大的人民自己掌握在手中。

偉大，不囿於不幸。

偉大，可以有很多種詮釋。用國家不幸來定義詩家之幸，不僅扭曲了時代苦難的意義，更拘役了“偉大”的含義。偉大的作品，不應只是悲痛的沉吟或控訴，也不應只包含人間苦難。在盛唐的恢宏氣象下，誰能說太白“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的豪情與風骨不是天地間一筆濃墨重彩？誰又能說王維“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的酣暢淋漓不是時代的巨浪裏一種澎湃的少年朝氣？而在當今富強繁榮的新中國，“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昂揚與奮進是一種偉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盛與開放也是一種偉大，“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堅定與自信更是一種偉大。文學藝術，是人民豐富生活的滋養，是時代多元風貌的展現，是可以流傳萬世的民族情懷與生命關懷的最佳載體，需要博大的胸懷與氣魄，不止於一派，不拘於一格。

千年歲月中，時勢盛衰如晝夜更替。詩人們嚮明月學會了沉靜、淡泊、是非坎坷；向太陽學會了進取、奮發、花團錦簇……他們品味着時光的承轉流變，見證着命運的悲歡離合。而流露在詩人的眉宇之間，沉潤在詩人的心境之中的，恰是那最爲深沉而動人的詩意。

詩家之幸，關乎胸襟，關乎情懷，關乎對自我和時代的剖析，關乎對芸芸衆生的關懷，關乎對靈魂深處的觸動，關乎那一顆永遠跳動的蓬勃詩心。

而時勢幸否，又何需糾結？

篇四：文學與時代

代玉晴

推開歷史的城門，閱遍古往今來，在歲月的長流中，朝代的更迭，一興一榮，一衰一敗都如塵埃般埋進了時光中。歷史像黑白影片，而引人注目的卻是那一首首詩詞歌謠。

有人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也有人反駁“國家繁盛詩人幸”。儘管如今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能從我們的嘴邊脫口而出，但我卻未曾能看出詩人內心的喜悅。

詩家屬於國家，就如黑夜中的點點繁星，它們也只是浩大天空中的一部分。沒有國家便沒有詩家，國是詩家的依託，不僅僅是軀體的載體，更是精神的歸屬地。

因此，國家幸，百姓安，方有詩家之繁盛。

定義詩歌的繁盛不能過於狹小。一首詩歌並不一定是歌頌祖國或對朝代的堪憂才稱爲佳作。而是一首首富含感情的詩歌更能打動人心。

我們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這份李白與汪倫的至美友情而感動；我們爲“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這份美麗清新的自然之景而動容；我們也爲“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這份無畏勇敢而被激勵……

飽含感情，往往能引起更多的共鳴，甚至讓人身臨其境，達到與詩人共情的境界。而詩家之繁盛也一定要富有多種類型的詩歌，情感也自然更加豐富。

而往往國家處於衰敗中，詩家眼中往往多是蕭敗、落木、前塵舊事，詩歌的基調往往也就更哀傷。對於盛世國家，百姓安居樂業，過着“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清靜生活，纔會有更多心思來種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暢飲美酒，以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各種豐富情感的活動。

正如大唐盛世，人們安居樂業，詩家百花齊放，競相爭豔，各有各的風騷，最終產生如此多的優秀詩人和偉大的作品。

天空中閃着光芒的每一顆星星都是獨一無二的，聚集在一塊的星星終不能燃亮整個黑夜，真正的燦爛是在夜空中的每一片角落，都有星星的存在。

這也正如每一首詩歌，當具有自己的特色後，在繁榮的時代中，仍能照亮一片角落，當每一片角落都被照亮後，這便呈現出了盛世的模樣。

國幸，民安，詩家繁。

篇五：文學與時代

金陳睿琳

衆人爭辯着國繁詩繁和國衰詩衰，卻忘了趙翼還說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歷朝歷代的優秀詩作正是對這句話最好的註解。當詩人的襟懷和眼界已經足夠縱覽江山，時代之盛衰，又有何妨？

無論盛衰，時代已給詩人以重任，成爲詩人書寫的動力。

國有盛衰，個人際遇亦有窮達，不同詩人有不同的時代使命，這份責任卻同樣沉重。詩人，總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一腔抱負，接下時代的鐵函。詩人只有一支筆，卻站成萬夫莫開之氣勢：在盛世，激流勇退，韓愈諫迎佛骨，“若其父名仁，其子不爲人乎”石破天驚；在亂世，身先士卒，辛棄疾自名稼軒，問谷稻，憂蒼生，也從不吝提刀上馬定河山，以筆爲劍挽狂瀾。

無論盛衰，時代已給詩人以窺豹之管，鑿出詩文詩情的源泉。

詩人的創作永遠帶着時代的烙印，也永遠承載着時代的意義。詩人，總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寫”的現實關照，用詩歌重現織就時代的一針一線。他們對時代的認識，遠超後人蒼白的盛衰二字。詩人對時代有全身心的投入與感悟，其詩文，自然能穿破繁蕪表象，直刺永恆的人性主題。繁華的浮沫被抹去，斷壁殘垣被重築，唯人性之光永遠閃爍。君不見，白居易沉吟“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盛唐錦繡的蛀洞被打上一道歷史的追光；君不見，羲之揮毫，嵇康縱筆，魏晉動盪中有名士風流。

無論盛衰，時代已給詩人以思接千載之澤被，傳繼先哲不朽的詩魂。

詩人離不開棲居的時代，卻不絕不是時代的囚徒。他們的靈魂，在懷仰古蹟、追慕先賢、以史爲鑑中完成超拔，從此如月照中天，俯瞰此間山水，思接千秋萬代。其眼界的廣闊，又豈在一朝一夕？陳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古仁人之心相接相契，而今人如你我，亦可探明此中幽深曲折，一聲嘆息，貫穿古今。

這聲貫穿古今的嘆息已向我們昭示：詩歌之韻，源於對時代的反映，更源於對時代的超越；詩人之用，在爲現實而書寫，更在超越現實的暫時性去創造永恆。我們爭論一朝一代的樓起樓塌，懷念八方來朝絲竹之音不絕的榮耀，哀嘆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盪，卻忘了看——李白們，帶着盛唐所予的“遍幹諸侯”而不得，劉禹錫們，守着陋室一間、素琴一張，執筆走進了歷史的更深處。

詩人是時代盛衰的親歷者，更是敘述者與締造者。而其與時代更深層次的互動，就在這份枯山殘水和錦繡山河皆被沉凝作畫、淌出千年弦誦的博大。

篇六：文學與時代

李若萱

自“挑之夭夭，灼灼其華”的富有現實浪漫的詩篇到“雲想衣裳花想容”式的瑰麗壯美再到“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澎湃豪情，詩跨越了千年光陰，仍舊美麗絢爛。詩歌之所以輝煌，不獨受時局影響，最根本的還在於它能于思想激盪中擦出火花。

詩的精彩在於其對變幻莫測的現實的反映。時代是詩創作的背景條件，離開了時代，一切的創作都是紙上談兵。

《詩三百》作爲詩祖誕生於動亂的春秋戰國時期，其間所載的歌調無一不是對貴族、平民生活的最真實的反映；詩聖杜甫一生宦海沉浮，四處奔波，目睹了國家之艱，民生之苦，方有“三吏”“三別"的不朽之作。而李白恰好見證了唐的鼎盛，少年時遊歷四方，又體驗了朱門酒肉的奢靡高貴，寫下的自是如“玉盤珍羞”一般的奢華。是時代成就了詩，因爲亂，詩便籠罩在沉重、壓抑的陰雲之下；因爲盛，詩便歡喜地籠上輕紗，飛翔於九天。士子們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現世責任描摹出不同時代的歷史畫卷。

時代影響的是詩的獨特風格，而能夠讓詩傳承千年不衰竭的原因，正是詩人思想的激鳴。誠然，亂世使詩人發出低沉的悲鳴，而盛世裝點了詩人的浮華夢。但於詩人而言，悲喜之情並不對立。生逢亂世，雖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迷惘失意，卻不意味着沒有“青鳥殷勤爲探看”的綣戀情思：生逢盛世，即使生活可以如“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一般安逸，卻仍不乏“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茫然無措和仕途坎坷。不論身處何種時代，詩人的情感總是激盪的，正是在這激盪中思想才得以不斷成長，詩作才變得越發耀人，永垂不朽。

沒有一篇好的文章是一蹴而就的，文化的發展總會經歷一個自發向自覺的階段。在時局的變動與統一中，在文明的交流與衝突中，在思想的鬥爭馬反覆中，擦出一簇簇火花。

因此，非家國之幸與不幸成就了詩與詩人，而是詩人在這變化中把握了時代脈搏，產生了思想共鳴，從而創作出優秀的詩。思想的火花一旦產生，便以將以燎原之勢照亮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