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遠的與最近的作文

每每翻開文化的史論，去閱讀遠年文化心靈的紛繁綻放，總慨嘆自己如滄海一粟，在文化的海洋中被吹得不知何去，不知何往，也許他們有些只與我相隔半個世紀不到，有些甚至與我位於同一時間維度，只是空間座標不同，但在文化的高度上，他們卻是在一個我以無限接近於90°的仰角去仰視卻隱隱綽綽無從看到的位置。文化是最遠的。但撫摩那些略略泛黃的書頁，我卻能感受到書本中鮮活的文字在不斷掙脫載體的牢籠，一如我的心臟在不斷衝擊着自己的肋骨來傳遞生命的訊號，甚至，二者同頻率同強度，上演着文化與心靈的二重奏。文化，又是最近的。

錢鍾書說：“目光放遠，萬事皆悲。”誠如斯言，縱觀中國文化史，河南偃師二里頭古樸的建築代表着先民文化思維的確立，稷下學宮裏雄辯家們的慷慨陳詞與其說是利用文化在爲政治服務，倒不如說是文化在影響甚至統領制度的進步，以至於戰國混亂成王敗寇的雄風散盡之後，仍然有諸子百家的經典在熠熠生輝。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說，自此以後，文化氣脈之衰微，卻是有目共睹的了。人文精神的嚴重闕如與人文靈魂的空前缺席，從清朝晚期日益嚴重。從王國維沉水自盡到陳寅恪所著《柳如是別傳》，從《紅樓夢》橫空出世到之後著書的一律平庸，王綱解紐衝擊着先前的文化框架，而他的動搖又使一部分先知先覺者不得不率先承擔死亡的宿命。從這一方面講，幾百年後的我們，彷彿越過了幾億光年去觸碰那些先人的文化，他們模糊，他們遙遠，他們讓我們這些不肖子孫無顏面對，文化，彷彿拒我們千里之外，它彷彿在天涯盡頭。但換一個角度，文化卻又是我們最慈愛的母親，平時不苟言笑，卻總在孩子危難時默默奉獻。20世紀30到40年代那場觸目驚心的戰爭，從根本上講，不是中國人民戰勝了可惡的日本侵略者，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堅韌，讓大和民族的文化不得不低頭。如王國維講的大背於吾國吾民之傳統的時代到來了，文化的確在衰微，這無可否認，但我總是在掩卷之後沉思，想起鳳凰這種傳說中的動物，想起自然時火焰的燦爛以及最後從一堆灰燼中探出的小小的柔弱的卻又是新生的具有光明前途的軀體，我們或許正處在老鳳凰將死未死，小鳳凰新生未生的關口，究竟文化能否復興，放大了講，植根於這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能否重新挺胸擡頭，這副承擔着問號的重擔，不知不覺已壓到我們這一代的身上，從這個層面，我看到迷霧之後文化母親神祕的微笑，原來我觸手可及。

不僅是中國文化，在外國文化上我同樣看到文化神祕的進退。從卡夫卡的《城堡》到麥爾維爾的《白鯨》，從拉伯雷的《巨人傳》到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從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到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他們各自的語言或許不盡相同，與我們也相隔遙遠，生硬難解，但他們所揭示的漸進過程卻是清晰而驚人一致的，即是從工業革命之後伴隨物質繁盛而確立的文化自信在被蒸汽和電氣幾度揉捏之後剩下的自我懷疑與迷惘。在這一點上，《紅樓夢》也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西方文化將這一現象擴展爲一個進程，妥帖地置於對應的歷史時期，而《紅樓夢》卻冷眼將慾望這種青春的激情與虛無同時濃縮到大觀園女兒世界中，從這一點，如果把莎士比亞比作偉人，那麼曹雪芹就是上帝，他在哈姆雷特揚起復仇之劍之前，就已經看到等待戈多那樣的等待，於是他選擇提前告知，在開頭便已暗示結局，《好了歌》的意味怕也是在此，因爲我們可以推測曹雪芹的觀點，即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好了一切都就了了，而了了一切便都完滿了，一切都完滿了也就可以抽身而退，要麼隱逸要麼死亡了。人類雖然總是在用戰爭、懷疑與殘殺中自我消耗，但在文化上，我卻看到大師們的不約而同，與不謀而合，換句話說，我們毋需感到寂寞，因爲文化會帶給我們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儘管一輩子互相之間素未謀面，或者說，文化本身就化身爲朋友來與我們心靈相通，如果這樣，我們再覺得文化遙遠甚至最遠就是純粹的無理取鬧了。

人是一種複雜的動物，文化作爲人社會實踐的產物，自然也會有其複雜性。它有時讓我覺得那是距我最遠的東西，因爲政治經濟等與我切身相關，但在這種悲嘆過後，我卻發現他早已緊緊擁抱着我，與我融爲一體，再沒有比他更近於我的了。這種複雜讓我着迷，值得我用一生去與他玩神祕的捉迷藏，也許我走向遠方再無歸途，也許我回到原點雲淡風輕，結局無從而知，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會一直走在求索的路上，直到生命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