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從不入主流到第一流作文

陶淵明在世的時候，文名並不顯赫。當時，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顏延之，是比陶淵明小十九歲的着名作家。陶淵明去世後，顏延之作了一篇《陶徵士誄並序》，對陶淵明的文學評價只有八個字：“文取指達，賦詩歸來。”陶淵明的詩文平淡質樸，而顏延之則追求藻麗典雅，代表了當時文壇的主流傾向。

陶淵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終變爲第一流的作家，經歷了一個各種機緣相繼成就的過程。

陶淵明在世時就是着名的“尋陽三隱”之一。連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濟都不能忽視他，拿着糧食和肉親自登門拜訪。可見陶淵明在世時並非默默無聞，而是聲名顯赫的地方賢達。大隱士的聲名大大幫助了陶淵明詩文的傳播，爲其獲得被推崇的機遇奠定了良好的人緣基礎。所以南朝宋樑間沈約所撰《宋書》有一篇專門的《陶潛傳》，這是其《隱逸傳》中最長的一篇隱士傳記，奠定了後世讀者把陶淵明看作高尚隱士的基本印象。之後唐修《晉書》《南史》中的陶淵明傳記基本繼承了《宋書》，陶淵明主要作爲一個高士、隱士的形象而傳播。這個印象在北朝隋唐時代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如賀襄、王績效仿陶淵明，看重的是他的好酒與放達。唐人雖然同樣喜歡淵明飲酒放達的魏晉風流，但因爲積極進取的時代風氣影響，並不理解陶淵明隱逸避世的選擇，所以李白說“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杜甫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這個印象一直到宋代才完全改觀。宋人因心性學說的浸潤，評價古人略形跡而重本質，輕事功而重道德。所以，陶淵明成爲聞道忠義之士，經由朱熹、真德秀等理學家拉入符合“大倫大法”的儒家來。又經韓子蒼、湯漢等人的文本闡釋，陶淵明“不事二姓”的忠義思想受到讀者的普遍認同，歷經遼金元明清而沒有根本的改變。

陶淵明詩文得以逐漸被人接受和喜愛，與相對理解陶淵明作品的先行者密不可分。宋代以前，這些讀者，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鍾嶸、蕭統和白居易。鍾嶸《詩品》雖將陶詩列於中品，但對陶詩藝術成就的評價極高。這與劉勰等論者對陶淵明的忽視相比已經顯示了超拔俗流的文學史評判眼光。樑代昭明太子蕭統是使陶淵明進入一流作家的里程碑式的關鍵人物。蕭統“望陶以聖賢”，不但在爲人上給陶淵明以崇高的讚揚，而且在詩文上給他以前所未有的極高評價。他爲陶編集、作序、作傳，並於歷代文人學子必讀必究的《文選》中選錄了陶潛詩文。因此，在陶尚被忽視的時代，蕭統在陶前期的接受、傳播史上寫下了最有價值的一頁，爲陶的被接受開通了重要的渠道。尤其是他編訂的《陶淵明集》奠定了後世陶淵明集的堅實基礎，成爲後世陶集最原始的學術祖本；蕭統《文選》成爲後人接受陶的一個重要而特殊的途徑，這在陶淵明詩名未盛而《文選》廣爲人知的唐代尤其如此。可以說，唐代文人士子接觸陶淵明首先得益於《文選》的普及。白居易很喜愛陶詩，他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閒。”把陶詩標舉爲一種典範，開啓了宋人尊陶的先河。

隨着宋詩追求平淡風尚逐漸形成，陶淵明進入一流作家的契機也終於到來了。這要首先歸功於宋詩的先行者梅堯臣和宋詩的里程碑式作家蘇軾。在宋代，首先打開陶淵明接受史新局面的是“變晚唐卑陋之習，啓盛宋和平之音”的梅堯臣。他是第一個大力倡導並深入學習陶詩的宋代詩人，第一次對陶詩的平淡美學價值有清醒的理性認識，並奉之爲詩美的極致，從而開啓了陶淵明接受史的新局面，爲蘇軾全面而深入地接受、解讀陶淵明奠定了直接基礎。陶淵明接受史在一代文壇宗師蘇軾手裏被推向高潮，陶淵明也最終成爲一流作家，且逐漸成爲時代的共識。蘇軾在晚年幾乎遍和陶詩一百多首，傾其精力學陶、崇陶，並以陶自許，不僅爲世人描繪出一位代表宋人理想人格、任真飄逸的陶淵明形象，而且對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美學價值首次作了明確而深入的理性揭示，把陶詩推到了詩美理想的典範地位和無人能及的詩史巔峯，從而牢固地奠定了陶淵明在中國詩歌史上的獨特地位，開闢了陶淵明接受史的輝煌時代。他甚至說陶詩“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把陶詩推爲平淡美的最高典範。作爲一代文壇宗師、精神領袖，蘇軾對陶詩的摯愛和闡釋，直接、深深感召和影響了同時代及稍後的文人士子。

錢鍾書《談藝錄》指出，“淵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爲貴”，“淵明文名，至宋而極”。縱觀接受史，我們不難看出，隨着陶詩價值的凸顯，明清時期幾乎每一個詩歌流派都把陶詩作爲創作學習和詩論闡發的典範之一。陶淵明是一位影響力巨大、再生力強盛的優秀作家，一千多年來，已經廣泛滲透到中國文學、文化和藝術等領域，成爲融匯到中華民族血液中的生機和活力。

（作者：李劍鋒，系山東大學文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現代陶淵明接受史”相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