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國學：南朝“俗文學”走向主流作文

文學史上驚世駭俗的東西——新的文體或新的風格等，如鮑照詩風、南朝民歌之類，如果不經過改進，就不會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也就是說，俗文學只有經過改進，才能進入主流社會，從而成爲文學主流。

文學史的實際進程告訴我們，南朝梁、陳詩風是沿着鮑照一派的路子延續下來的。鍾嶸《詩品·下》引其從祖鍾憲的話：“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可見鮑照詩風在劉宋末期的影響力。《詩品·序》又稱齊樑之時“謂鮑照羲皇上人”的尊鮑之風。近人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中也稱：“樑代宮體，別爲新變也。宮體之名，雖始於樑;然側豔之辭，起源自昔……其以此體施於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前則惠休。”

　鮑照的怪誕風格難以重複

實際上，鮑照的詩風起初是受到時人的批評與鄙視的，如《南史·顏延之傳》載：“(顏延之稱)惠休製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又如，《南齊書·文學傳論》提到鮑照詩風時已有貶義：“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詩品·中》評價鮑照詩歌“頗傷清雅之道，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只是“輕薄之徒”學習的。上流社會只認可顏(延之)、謝(靈運)詩風而不認可鮑照詩風，這從齊末至樑初人們不大提鮑照即可看出。如《宋書·謝靈運傳論》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曰：“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採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採，何、範、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他們說到劉宋詩風時，並沒有提到鮑照。但爲什麼鮑照這樣的詩風在日後會成爲主流?

原因不難理解，那就是即便鮑照驚世駭俗、發聾振聵的“美文”可以打動上流社會，但學習鮑照卻很難成功，或者說，鮑照的怪誕風格是難以重複的。這在鮑照的自身創作上已有所體現。《南史·鮑照傳》載：“上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鹹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鮑照後半生有段時間的創作“多鄙言累句”，這裏認爲鮑照是怕有“以文陵主”之嫌而故意爲之，但不管什麼原因，人們都覺得其創作不如以往那麼警策，即其文風失去了以往的怪誕、匪夷所思所帶來的衝擊力、新鮮感，或者說不能以新的怪誕來延續以往的怪誕了。

引“俗”入雅以推廣“俗”創作

可以說，鮑照“顛覆閱讀”的創作方式就是“俗”，即向民歌學習與寫側豔之辭，其出色之處與對後世影響較大之處也在於此，而這兩點在齊樑時期也確實成爲主流。那麼，鮑照所提倡、追求的東西，即所謂的怪誕是如何被上流社會所接受的?其重任就“落”在沈約肩上。首先是沈約的詩歌創作繼續了鮑照的題材、體裁;其次是他讓題材、體裁的怪誕成爲不怪誕，讓其險急、險俗成爲不險急、不險俗，並使其正大光明、坦坦蕩蕩地發展起來。從根本上說，沈約既堅持“俗”又改變“險急”的做法，所謂引“俗”入雅，以推廣“俗”的創作。以下嘗試論之。

其一，先看鮑照與沈約七言詩的比較。在鮑照的《擬行路難》之後，創作《行路難》形成風氣。據《樂府詩集》載，南北朝時計有僧寶月、吳均、費昶、王筠諸人有此類作品，雖然“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不變，仍保持鮑照的格調，但雅化的傾向還是能看出來的。總體說來，就是不再那麼憤激地述說自己了。因此，雅化可視爲一種時尚。如《白紵》，這是較早進入宮廷且在南朝沿用較久的舞曲，沈約對其進行過改制，其中《四時白紵歌》五首，是梁武帝敕沈約而作，且梁武帝作了後半部分。

同是《白紵》，與鮑照之作的濃豔激烈相比，沈約之作就顯得含蓄、清雅。就景物而言，沈約“白露欲凝”與鮑照“窮秋九月”有一“欲”一“窮”的區別;就寫女性的姿容、神情而言，沈約諸如“如嬌如怨”、“含笑流眄”、“含情送意遙相親”、“嫣然一轉亂心神”、“吐情寄君”、“長袖拂面”、“一朝得意心相許”等，都寫得含情脈脈、嬌羞裏帶着誘惑。鮑照的“險急”與沈約的“清怨”，這二者的區別非常清楚。由“險急”到“清怨”，鮑照提倡的七言詩經沈約的努力後顯示出文人氣象，從而更廣泛地在社會上流傳。

其二，沈約吟詠女性的雅化。一是以描摹現實的面目出現，如《少年新婚爲之詠》之類;二是含蓄，如寫女性的嬌羞，見其《六憶四首·其四》：“憶眠時，人眠強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傍人見，嬌羞在燭前。”已與鮑照“操調險急”的激烈截然不同。雖然鮑照寫女性還有些真實情感的流露，所謂“實是愁苦節，惆悵憶情親”、“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申”云云，但宮體詩並未接受這些，而沈約的宮體詩寫女性就是寫女性，無所謂自己的寄託。

其三，人稱鮑照“發唱驚挺，操調險急”時，沈約正在積極推行音律和諧的“永明體”。沈約一方面倡導寫女性之類的通俗詩歌風氣，一方面又提倡音律，顯然是想把雅俗二者結合起來;而作爲一個正統文化的代言人，沈約當然要引俗入雅。

其四，鮑照與沈約及同時代詩人都創作了一些當時流行的南朝樂府，也都創作了大量的漢魏舊曲作品。我們注意到，沈約諸人的作品是有創意的改制，如《謝宣城集》載有兩組《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爲次》(作者爲沈約、範雲、謝眺等人)，《樂府詩集·鼓吹曲辭》題解引文稱其中的《巫山高》，“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稱《芳樹》，“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稱《有所思》，“但言離思而已”;稱《臨高臺》，“但言臨望傷情而已”。這些對沈約諸人的評價涉及其對舊曲的改制，有兩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世俗化傾向，二是增添了愛情內容。

《南齊書·文學傳論》稱劉宋文學“三體”，即顏、謝、鮑也;又稱南齊文學爲超出“三體”的“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這說的簡直就是沈約對鮑照的繼承與發展。日後的宮體詩，也是依照此路徑而來，如宮體詩大家蕭綱、蕭繹兄弟，就十分讚賞沈約的詩歌。《梁書·何遜傳》載，蕭綱稱沈約之詩爲“冠冕”、“楷模”，蕭繹稱“詩多而能者沈約”，作詩都有唯沈約馬首是瞻的意思。

文學史家所做的工作就是重建文學的歷史。這種重建，並非排列文學史事、作家作品那麼簡單，那些叫做“封神榜”、花名冊，不叫文學史。文學史旨在展示文學發展歷史上的每一步是如何而來，其一個個環節是什麼，後一步與前一步的聯繫又在什麼地方。而我們論證文學史的意義在於：文學史上驚世駭俗的東西——新的文體或新的風格等，如鮑照詩風、南朝民歌之類，如果不經過改進，就不會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也就是說，俗文學只有經過改進，才能進入主流社會，從而成爲文學主流。

(作者單位：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