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名人故事：馬寅初在課堂上1500字大綱作文

馬寅初，初名元善，浙江嵊縣人。21歲入北洋大學讀礦冶，4年後赴美國留學，改讀經濟。28歲畢業於耶魯大學，32歲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1915回國，曾就職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歷任教授、經濟系主任、商學院院長等；講授過銀行學、貨幣學、財政學、保險學、交易所學等。自20年代起，不斷有經濟學論著問世。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他身兼立法院財政、經濟兩個委員會的委員長，主持制訂經濟法律，如票據法、交易所法、公司法、土地法、商標法、營業稅法、銀行法、商業登記法、保險法等。其間，他“發表多篇論文，闡明各種立法的意義、原則、程序等，在我國經濟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1949年9月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召開，馬寅初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旋由周恩來推薦，以黨外人士出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陳雲）。又兼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後調北京大學任校長。1951年9月，北大12位教授響應中共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由此開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學校教師中開展了一個比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注7〕其初，馬校長曾致信周總理，“敦請”毛劉周朱等領導人來北大做政治學習的“教師”。謝泳認爲，此舉“有損他個人名節”，因爲“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請政界顯要來做北大的教師，這不是書生本色”；同時指出，那場爲時一年的政治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爲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系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注8〕海外史家也認爲：此運動的實質，是“緩和”了“把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按照蘇聯模式進行改造的措施產生的緊張狀態”；並聯繫到“斯大林控制俄國知識分子的前例”，以及此前中共“在延安和哈爾濱的經驗”。〔注9〕
　　但畢竟，馬寅初更關注的是經濟建設。爲適應建立俄式計劃經濟的要求，他以古稀之年苦學俄語。1953年，新中國首次人口普查完成不久，他就在全國人代會上提出了人口計劃問題。出於政治上考慮，直到毛澤東、周恩來1957年初相繼在正式場合作過類似表述後，馬著《新人口論》於“百家爭鳴”期間由《人民日報》發表。不料，此文卻跟其時正準備打成右派的費孝通、吳景超等人觀點“匯成一股潮流”。〔注10〕在隨即開始的反右中，《人民日報》根據陳伯達指示，率先對《新人口論》發難；繼而毛、周及劉少奇重新表態，康生更是層層加碼。馬寅初則“匹馬應戰”，據理力爭，“頑抗到底”，直至文革結束。〔注1〕這期間，他跟若干年前一樣，再次顯示了憂國憂民、忠於真理、不畏權貴的氣節。雖然，這場“辯論”跟當時所有大批判一樣，算不上學術之爭。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控制人口的學術、政策主張，在中國已有上百年曆史。論者除嚴復、梁啓超、孫中山等之外，還有陳達（1892～1975）以及上面提到和沒提到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注5〕也在1957年，美籍學者何炳棣在介紹“中國的馬爾薩斯”洪亮吉（1746－1809）的思想後指出：“6億人口的存在--這既是中國的力量，也是弱點--已經使講求實效的共產黨國家，開始採取限制人口進一步增加的政策。”〔注11〕對此，《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講的更具體：1955年，“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曾預言：‘（新中國）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由官方把計劃生育作爲強制性措施的政權，可以肯定，這些規定將會被普遍接受’”；還提及當時已經出現了包括“吃活蝌蚪”在內的控制生育技術的所謂“發明”，卻沒涉及馬寅初《新人口論》。〔注9〕由此可知，馬氏人口思想既非首創，而所具有的獨特性，或許更在於他是以著名經濟學家兼黨外高層參政者身份，斷言“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人口問題”的。